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1-0126-11 感谢王晴佳、欧阳哲生、范鑫及导师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和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从1901年到1911年的清末“新政”，对20世纪的中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已多次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新政”对清朝的命运有何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1911年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也结束了帝制统治。其实，清末“新政”对于清朝本身和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有别。而注意这一区别，或许能对“新政”的历史地位，给出一个不同的解答。16年前，王国斌(R.Bin Wong)对用“目的论”(后见之明)的方式解读晚清历史提出了警告。①不过，目的论式的考察，又让人看到“新政”正面的历史作用：正是“新政”编练的新军发起了辛亥革命，也正是“新政”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解除了中国精英人才同政府之间的关系②，让中国学生在国外接受革命思想。由此而言，“新政”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它为20世纪中国政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从具体事例出发，讨论“新政”作为一种政府行为的成败。 “新政”的教育改革中，清政府运用了一系列“技术”来塑造自己一个新的形象。比如用课程安排与学堂章程来规定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式、师资队伍以及教学对象；利用数据统计与问卷调查来控制章程的遵循情况等。这些做法在当时收效有限，加上清朝不久便灭亡，因此这些措施，在学界评价不高。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关于在辛亥革命中大清帝国是如何走向灭亡的故事，而“新政”无非是这个过程中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徒劳之举。③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新政”的教育改革，引进了地方自治机构，才是“新政”较为持久的遗产。④ 不过，20年前任达(Douglas R.Reynolds)就指出，“新政”对于20世纪的中国行政体制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持久。⑤最近，李怀印、关晓红、理察德·霍洛维茨(Richard S.Horowitz)、朱莉亚·施特劳斯(Julia Strauss)以及樊德雯(Elizabeth VanderVen)等学者也都质疑“不可避免的帝国衰退”说。⑥而王国斌等学者则通过关注不同地区的不均衡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强调“政府”有其结构特性。⑦雷莎蓓(Elizabeth Remick)写道，自晚清以来，地方政府便开始接手以前由地方精英管理的职能(包括教育)。⑧因此，她质疑冉玫铄(Mary Backus Rankin)的“精英行动主义”的延续性。事实上，“虽然许多地方精英为学校做出了努力，却仍未建立统一的教育体系”。我的研究表明，在1900年后，清政府和地方精英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这类似于黄宗智所提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的体系，其中乡绅履行了准官员的职能，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第三元”。因此，“新政”时期的中国，既经历了中央集权帝制统治的崩溃，也见证了近代政府的崛起。⑨ 1906年，新成立的学部在一封奏折中提出了五项“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这五项宗旨是政府希望通过新的教育体系传递的核心价值观。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作者之一荣庆(1859—1917)认为，前两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而后三项却在当时完全缺失，且是国家未来发展急需的品德。⑩但是，要落实这些价值观，需要如汤若杰(Roger R.Thompson)所提出的“社会动员”和“政府建设”两大力量。前者倚赖地方人力，后者代表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11)清朝官员也明了，这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新政”的问题在于，清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教育改革，发挥近代国家政府的作用，希求通过统一教育来统一国家；但另一方面，它在资金筹集上却又不得不继续保留原有的模式，即依靠地方精英的合作及财力支持。庚子赔款以后，国库虚空，更是如此。 为了论证在“新政”时期，除了社会动员外，政府行为也举足轻重，下文将着重探讨从广东汕头和嘉应的城市案例研究中的一些实证发现。广东曾参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建立了一些由绅士领导的组织。在康有为(1858—1927)看来，正是这些组织使得地方自治可以也应该最先引进广东。(12)广东的几任总督都是进步人士，对现代化事业更加开放，因此在政府建设方面，广东也显得格外突出(这一点支持了雷莎蓓关于地方政府的论述。(13))不过，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教育改革期间社会动员的作用，然后再将重点移到本文的中心论点，即强调国家在政府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 一、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改革 在清政府诸多社会动员的策略中，道义感召十分重要。上文所提到的五项教育宗旨中，“尚公”最为突出。在荣庆看来，“尚公”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关键，是振兴中华最重要的根基。(14)《广东教育官报》的第一期即用图表解释了“尚公”的含义：尚公即“合群之公德”。根据荣庆的奏折，中国人需要的是“相亲”“相恤”“相扶相助”的情感。他认为这些情感都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传递。因此，在新建立的学堂中，这些价值观贯穿始终修身课、历史课和地理课。而修身则是所有课程的重中之重。(15)在认识到公德的重要性之后，荣庆希望学生能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做到“爱国如家”。但是，“公德”课程不仅局限于课堂。这项宗旨不仅要求学生“尚公”，也旨在改变每个人的态度。荣庆明确提出，希望在改革中将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员和学校管理人员转变成学生的楷模。(16)因为要推行教育改革或其他改革，无论是捐款层面还是地方倡议层面，政府都需要公德心的支持。
lich)，男，德国柏林人，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研究助理，汉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