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讨论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朱文广、王小蕾、王凤、师卓、杨帆；硕士生花少辉、刘文慧、常春波；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朱丽丽 整理人：王小蕾 侯杰教授：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研究中，浩如烟海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意蕴丰富的信息，使我们从中提炼出解构近代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的符码。在今天的讨论课上，我们就“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史料发掘及其应用”这个主题进行集中讨论，分享各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学习、研究中的心得，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 王小蕾：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发现，媒体史料的运用越来越多，不仅在我们南开大学，在其他学校、其他专业关注媒体史料的学者、学生也不断增多，因此成功发掘、运用媒体史料无疑是推动学术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的重要动力。何谓媒体?根据传播学的经典定义，媒体就是旨在信息传播的媒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媒体分为两类，一是以报刊、画报、照片、影像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二是以官书、地方志、诗词集、年谱、年画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近代以后，媒体在言说性别议题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建立了一个连结编者、作者、读者的公共舆论空间，切实推动了妇女的自我解放、两性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同时，它使得与性别文化相关的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于在现场。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的交流，更加带有怀疑、批判和“改写”原本的倾向。 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在言说性别议题的时候，分别呈现出哪些特色呢?通常的观点认为，现代媒体跟踪的多是时代聚光灯下的性别议题，譬如女俗改良、女子教育、妇女职业与职场中的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的变革、女性与都市文化的塑造以及女性对政治运动的参与等，为女性确立和加强自身的主体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诸多具有革新价值的性别议题能够在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中得到充分的呈现。譬如辛亥革命期间报刊媒体对妇女参政问题的关注，1918年《新青年》对“易卜生主义”的讨论等。其次，许多与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变革有关的公共事件经由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媒体的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比如满族女子惠兴殉学的惊人之举，经由《大公报》、《顺天时报》的渲染，不仅使得这一事件在华北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还帮助惠兴女学的复校。1919年，女学生李超之死之所以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晨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女性在建立自身与报刊媒体的紧密联系的同时，其自身也获得了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反转了传统社会性别关系，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女性编辑、记者群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涉足媒体业不但为她们开辟了新的职业空间，她们的主体性也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伸张。在供职于报刊媒体期间，她们的事业不但达到了普通女性难以企及的高度，其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公众的尊重和承认。与现代媒体有所不同的是，传统媒体所关注的大多是烈女、传统女俗等古老的性别议题。台湾学者李贞德在《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一文中指出：“翻阅现有台湾方志自清代以来的‘烈女’传统，不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生命坎坷的节烈妇女终能引人注目，而能书识字的妇女至少有《烈女传》可以阅读；忧的是，长期以来，女性被分配到的历史位置和阅读内容亦仅限于此。” 根据侯老师和我们的研究，传统媒体也好，现代媒体也罢，它们言说性别议题时的视角并不单一，往往呈现出新旧并存的局面。有时候，现代媒体也会聚焦于传统的性别议题，比如对烈女的褒扬。有时候，此类议题还有可能成为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社会事件。双烈女事件就经由《大公报》、《社会教育星期报》等媒体的渲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引发了对两位烈女的大规模悼念活动。而传统媒体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记录时代变革的印痕。在翻阅、整理近代天津编辑、出版的地方志时，我就发现，新式女子小学、中学的分布、沿革被清晰和较为完整的记录下来。在华北地区的竹枝词中，也涉及近代女性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变革，比如这一段：“纷陈百货说东安，士女肩摩锦作团。选胜搜奇犹未毕，商量今夜进西餐。” 所谓新旧并存，其实不仅仅是指媒体中所呈现的内容是新旧杂陈的，媒体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也是需要考量的。这一点，在传统媒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比如在一些地方志中，虽然编纂者出言讽刺了旧式婚姻的弊端，却又不完全赞同文明结婚，甚至有排斥之意。如《威县志》中所载：“婚姻为男女终身大事，若重拂其意，强为结合，将易生夫妻反目之忧，难望家室和平之福。是以本法既专认聘娶婚，复采允诺婚主义，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尚须男女两造之统一，以崇礼教而顺人情。” 侯杰教授：刚才王小蕾对现代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作用及其与近代社会性别史的关系谈了一些看法，我觉得这很好，对我们以往所进行的资料发掘及其性别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说明。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还要扩大史料来源，不断发掘各种媒体资料所蕴含的性别意义，提升研究水平。就现代媒体和传统媒体而言，两者隔空对话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研究媒体，离不开研究媒体人，要结合编者、作者、读者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探究媒体人借助媒体表达诉求，干预社会，树立自身社会形象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对于借助媒体进行性别研究，大家还有什么经验要分享吗? 王小蕾：我想分享四点经验。首先，在利用媒体进行性别研究时，我们需要结合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媒体的特质。所谓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对文本意涵的被动接受，而是将文本置于文化和社会、历史中进行研究和考察，将文本、作者、读者(乃至评论者和出版者)和社会置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背景中来加以分析。尽管我们并不赞同“文本之外无历史”的说法，但是文本的建构性依旧是研究媒体中的性别议题时所应当仔细处理的问题。其次，对于媒体中的历史和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需要充分的考量，必要时需同其他史料进行比对，避免使研究出现“就媒体论媒体”的倾向。再次，不能忽视的是，对于媒体的作用，研究者也要加以审慎的估量，以免造成“媒体无所不能”的印象。比如我们在从事报刊中的性别议题的研究时就曾察觉出，报刊存在着“不能身体力行”的局限。在整理报刊史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近代报人在言说性别议题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克服上述局限。比如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妇女界》的编者就报纸媒体与社会团体、抗日民众实现了有效沟通，构建出舆论宣导、组织保障、读者和民众呼应等多重关系，为诠释报纸媒体对社会的干预，提供了新的范例。最后，对于媒体所涵盖的范围，研究者也应当进行适度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