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 K25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4)02-0172-12 潘霨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可惜，坊間對他瞭解的實在太少。除了其後人潘家晉在蘇州地方志所寫的《潘霨傳略及其幫辦台灣海防事宜》外，幾乎見不到有關潘霨生平的文章。①以至於貴州一位學者在研究相關課題時感嘆：“潘霨此人好生難查，《清史稿》沒有為他立傳，大概不屬於文治武功的清代名臣。貴州近代史上倒也幾次提到了他，但似乎因為害怕有宣揚‘資本主義’之嫌把他列入另冊。”② 近期，筆者見到了潘霨所寫的一通重要書札，對這位從蘇州走出的清代官員，開始刮目相看。於是，又對海峽兩岸所出版的史料進行了探討，深感潘霨其人實在不應該被忽視。他的《致總理衙門函》對於揭示歷史真相，深入解讀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以及瞭解日本為何在最後簽訂條約中，要求“撤回註銷”事件交涉過程中“一切來往公文”，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一、潘霨的傳奇人生 潘霨(1826～1894)，字偉如，號鏵園，晚號心岸，江蘇吳縣人。③潘霨出身於江南富有之家，自幼聰明過人，博智多能，讀書甚廣。然而，潘霨腳下的科舉之路卻很不平坦，最後只得到了監生的頭銜。④於是，在二十歲出頭，潘霨自蘇州來到京師，靠捐納銀兩而步入仕途。 清季官場不少漢族官員，均是有科舉頭銜者。他們之中多數是進士，也有像左宗棠那樣的舉人出身，以軍功而柄大政者。至於那些憑藉捐納而入仕者，在官場上常常被人小看。這大約是《清史稿》未為其立傳的重要原因。然而，清代歷史上的確有少數靠捐納而至高位者，很有成就。像名聞晚清政壇的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便是其中之佼佼者。潘霨與張蔭桓很有類似之處：他們均成長在開風氣之先的沿海城市，雖然沒有進士、舉人的頭銜，在廉潔方面也常受非議，但卻擁有淵博的知識、精明的頭腦，擅長交際，善於利用官場中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尤其是得到掌握實權的滿族高官的支持，從而為自己開拓出一片光明的前景。 清代檔案中保留了一份引見單，它提供了有關潘霨生平的重要史料。該片稱： 潘霨現年四十九歲，係江蘇吳縣人，由監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在順天府捐輸經费，保奏以從九品分發直隸。咸豐元年補西路同知司獄，旋改捐布政司理。閱四年，署天津縣知縣，旋捐升知州。十年補昌平州知州，是年因彈壓土匪，保護城池，經監管順天府府尹張祥河等保奏，奉旨賞戴花翎。七年奉旨補授浙江鹽運使，奏請回避，奉旨調山東鹽運使。八年補授福建按察使，九年補授福建布政使，十二年九月任滿奏請陛見。奉旨著來見。茲於本年二月十二日到京。同治十三年。⑤ 此引見單是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1874年4月8日)由吏部向皇帝提供的，應該比坊間流傳的潘霨生平可信。它不但釐清了潘霨的實際年龄，而且還記載了他早年的升官歷程。潘霨由最早“捐輸”開始，接著又“改捐”，四年後署天津知縣，而後再“捐升知州”。可見，潘霨在初入官場時，每升一階，幾乎都是通過捐輸銀兩實現的。潘霨的引見單說明，他的確是靠金錢而進入官場的，這與靠科舉升官有著質的不同。但是，這並非意味著他庸懦無能，只會用錢買官。恰恰相反，潘霨與一般捐納者不同。他為人機敏，見多識廣，眼界開闊，不但熟諳官場，趨利避害，而且還屢次跟隨大學士桂良在津滬辦理洋務，擴充見聞，增長才幹，故能脫穎而出。⑥ 此外，由清宮引見單還可以看出，潘霨從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報捐從九品分發直隸”，⑦到同治六年，此間長期在天津、昌平一帶任職，擔任那裡的地方官。這兩個地區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距離京城近在咫尺，均為繁難衝要之地，能在這裡長期擔任父母官，的確需要過人的本領與非凡的才能。 由於政績突出，他在離開天津知府任後，於同治七年(1868)升任山東鹽運使。次年，在潘霨署理山東按察使之際，大內太監安德海冒充採辦龍衣欽差，“乘坐船隻，擅用違禁旗幟，並攜帶女樂，羅拜龍衣，沿途招搖煽惑”，在山東省境內被拿獲。八月初七日，山東巡撫丁寶楨“欽遵諭旨，飭委兼署臬司潘霨”督同府縣等，“將安德海即行正法”，⑧同行二十餘人一併予以嚴懲。安德海是慈禧的親信太監，故此事曾轟動一時。不久潘霨即轉升福建按察使，九年(1870)擔任福建布政使。其升擢之迅速，讓那些科班出身的官員，亦自嘆弗如。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潘霨任職期滿，於次年循例赴北京述職；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74年4月5日)由吏部帶領引見。引見之後，清廷命潘霨再次返回福建。 潘霨是自福建布政使任上赴京引見的。一般說來，官員在引見之後，或有機會更換別省，職務也會有所變遷。然而，潘霨卻在引見之後，重新返回福建，而且，職務像引見之前一樣，仍然擔任布政使。 清廷的這種安排是含有深意的。蓋當時福建局勢動盪，非幹練之員，難以勝任。特別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迅速強盛，對台灣野心日益暴露，因而，台灣海峽風起雲湧，局勢緊張。如何處理台灣事務，已成為清廷面對的最緊迫難題。在此局勢之下，挑選一個有頭腦、有魄力的福建布政使，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清廷決策者認為，潘氏頭腦機敏，辦事幹練，在閩期間鑽研台灣事務。在翁同龢家藏文獻中，所刊《治台說》便是明證。據翁同龢自己注明，此文是“從潘偉如處借來”⑨摘錄的。該文收錄了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以來，福建及台灣地方官員提出的治台方略，內容包括上諭、奏摺及稟貼等。其中有《潘偉如治台十則》，略謂：選人才、劃疆界、分責成、墾田畝、開水道，闢山林、興教化、團練兵、嚴禁令、理財賦。⑩可見，潘霨對治理台灣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而且，潘霨還有與外國人交涉的經驗，故而清廷有此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