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赵壹之后不再“非草书”

      赵壹(约122-196)，生平传记载于《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在书法史上，赵壹因撰写书法批评文章《非草书》而闻名。《非草书》见录于唐·张彦远(约815-877)《法书要录》卷一、宋·朱长文(1039-1098)《墨池编》、宋·陈思(生卒年未详)《书苑菁华》、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宋代刻本赵壹《非草书》，可谓是《非草书》目前存世最早的善本之一(图1)，浙江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宋·朱长文第二十二世孙朱之励在康熙甲午(康熙五十三年)家刻正本《墨池编·非草书》(图2)也可为善本。

      《非草书》全文771字，描写当时士人竞相练习草书(实指“今草”)，以致“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的地步，甚至“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赵壹针对这一独特现象，详细分析了草书产生的背景、特征、应用、学习方法等方面问题；在社会动荡、儒学渐衰的汉末，赵壹以儒家经世致用、重经轻技的正统思想，对士人们搁置儒家经典，转而竞相学习草书的社会流弊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意在规劝士人从狂热于草书转向读经致用、弘道兴世。

      对于这样一篇分析精辟、论证严密的长篇书法评论。一些论点历来存在是非争议，古今学者、艺术家对其文褒贬不一。在书法艺术兴起伊始，赵壹就破天荒地反对士人们狂热学习今草，此举得到后世传统儒学继承者和经世致用的正直文人的高度评价；同时，也使得许多艺术家和学者，甚至是今天的艺术界人士对赵壹的观点不予认同。有人认为，赵壹强调士人要以道德、家国为重，技艺为轻，是很有见地的；也有人认为，赵壹根本不懂书法艺术，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过于功利主义。其实，要真正理解赵壹撰写《非草书》的初衷和利弊，还是应该全面考察赵壹的思想和史料，还原到那个时代进行研究。

      

      图1 赵壹《非草书》之宋代刻本见录于宋·陈思《书苑菁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赵壹“非草书”之独特背景

      赵壹《非草书》批判当时士人过于热衷草书的同时，也对草书本身进行非难：

      (一)“(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

      (二)“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

      (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四)“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对此，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瑾提出异议。张怀瑾《书断(下)·能品》云：

      赵壹有贬草之论，仍笑重张芝书为秘实者。嗟夫！道不同，不相为谋，夫艺之在己，如木之加实，草之增叶。绘以众色为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犹八卦成列，八音克谐。聋瞽之人，不知其谓，若知其故，耳想心识，自该通审其不知，则聋瞽者耳。①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张怀瑾的这一论断：“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法书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②张怀瑾在此提到“道不同，不相为谋”，认为赵壹不是书法同道。其实据陶宗仪《书史会要》称，赵壹也“作草书”，只是他以辞赋家知名而已。赵壹与当时凉州地区的草书家们也有来往。《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赵壹传》云：“壹遂及西还，道经弘农，过侯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壹报曰：“君(皇甫规)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皇甫规之妻马氏为当时才女，善草书。董卓想要强娶她，马氏坚决不肯，最终遇害。皇甫规于延熹六年(163)任度辽将军，数月后，他便举荐中郎将张奂代替自己，张奂即是当时草书的“精神领袖”张芝之父。

      赵壹“非草书”是有独特背景的，可从以下几点进行考察：

      1.先秦诸子文艺观对赵壹的潜在影响

      中国书法以文字为载体，在远古时代，“无以传其意，故有书。”③汉字书写由起初的记录语言、交流思想等实用功能上升为作为艺术的审美功能的书法，是在汉末至魏晋之间才得以完成，故先秦诸子文献中不可能出现有关书法艺术的理论。诗歌、音乐、舞蹈这些古老的艺术，成熟的时间似乎比书法艺术要早。《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而，书法艺术强调“书为心画”，强调节奏与韵律，这些本质特性又与诗歌、音乐、舞蹈是相通的。

      儒家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将诗歌、音乐、绘画看做礼治的附庸，要求文艺为政治和礼教服务。《论语·阳货篇》载：“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用“兴、观、群、怨”四个字概括了诗歌感兴、观察、托讽、言志的社会作用。孟子强调“从心所欲不逾矩”，强调“养浩然之气”，重在用艺术完善个人修身。《礼记》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背景之下的赵壹，谈起草书的功用时，认为草书“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这与孔子的文艺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