讹传之美　　

      讹传之美，岂不谬哉？成语“以讹传讹”，是指把本来就不正确的话又错误地传出去，结果越传越错。殊不知，大千世界，事有例外，理之常也。子敬在南朝与唐朝书法史中遭遇的形象异变，则属于“讹传之美”的一例好证。

      一 事起谢安——兼论魏晋清谈的形式与内容

      在南朝宋宗室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品藻》中，有一则谢安和王献之著名的对话“外人哪知”。这则清谈故事流传甚广，在南朝和唐朝的书法史写作中被反复使用。此处用的是“使用”，而非“引用”，“使用”属于一种对文献资料或史实的非严谨性的“引用”。王献之在南朝与唐朝书法史中遭遇的形象异变，本文称为“讹传之美”的事由，正是这则故事在日后书法史的写作中，采用了“使用”而非“引用”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虞龢《论书表》、孙过庭《书谱》、李嗣真《书后品》和张怀瓘《书断》中非常明显。现将《世说新语·品藻》中二人对话的内容摘录于下：

      “谢安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哪得知？’”①

      笔者将这段文字，按照问答的形式进行了编排，因为一问一答式，属于典型的魏晋“清谈形式”。“清谈形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就内容而言，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定义，是指“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②，“清谈”相对于“俗事之谈”。

      “外人哪知”，两问两答，逻辑极好，言语洗练。问者巧设机锋，答者字字智慧；问者妙设陷阱，答者玄意无穷，尤其是答者子敬，似有更胜一筹之感。问者谢安是主，答者子敬为客，子敬尊主而又能反客为主，此蕃对话可谓是已经达到了“清谈”的最高境界。在《世说新语》中还有两则王献之和谢安的“清谈”对话，分别是“庚公林公”与“嘉宾为上”。问者是子敬，答者是谢安，但问答间话语机锋明显不及“外人哪知”。

      我们知道魏晋文化尚玄学，学习风气尚清谈，人才选拔尚品藻，人才的最高标准尚名士。玄学、清谈、品藻和名士，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起于玄学止于名士。玄学和清谈是基本功，名士是理想人格的终点。如何成为名士，则必须要被品藻(即选拔)，品藻的权利掌握在当世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的王宫贵族手中。品藻在当时既是权利，更多的还是责任，即为国家选拔人才。

      

      东晋 王羲之 平安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谢安，东晋名士、宰相，以“清谈”知名，《世说新语》中记载王羲之忧心“清言致患”，谢安反问道：“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③可管窥一斑。谢安年长王献之二十四岁，是子敬的父辈，同时，手握当时品藻大权，即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权利。根据《世说新语》，“吉人辞寡”一条记载，谢安最喜王氏兄弟中王献之的才能。换句话，谢安多次与子敬进行“清谈”对话，其实质是在考察子敬的综合才干，为国家储选人才。《晋书·王羲之列传》中也记载：“谢安甚钦爱之(子敬)，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④子敬两次被谢安请为长史(注：长史相当于智囊团)，足见谢安对子敬才华的珍重；而请为长史的根据，与他俩之间的“清谈”有直接的关系。

      谢安与子敬的这段对话，看似在谈论书法；其实质是一场绝妙的“清谈”，清谈的最终目的，要么让自己成为名士，要么为已有的名士人格增光添彩。在这场“清谈”中，书法仅仅是谢安拋出的一个话语机锋的引子，问与答均是为了彰显谢、王的名士本色，绝非二人真的在讨论书法。但后世的书论家，每当使用这则故事的时候，似乎却忽略了这一点，误把“清谈”的所指与能指当作了“论书”，甚至主观变动对话的内容，以至于在唐朝将此故事上升到了人伦道德的层面，对子敬进行批评与指责。

      

      东晋 王羲之 寒切帖 21.5cm×26cm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二 讹起虞龢——曲引“清谈”当书论

      南朝宋虞龢在《论书表》中写道：“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⑤

      这段文字与南朝宋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品藻》中的“外人哪知”，显然指的是同一件事情，但两者在内容上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说新语·品藻》中记载的“外人哪知”，关乎一场谢安与子敬二名士之间的绝妙“清谈”，这与魏晋时代的背景十分吻合。《世说新语》虽为笔记小说，但内容真实可信，早已得到了学界的肯定。

      虞龢与刘义庆，虽同属于南朝宋人，他有可能没有读到过《世说新语》，但谢安与子敬的这则故事应该并不陌生。虞龢囿于书法家的身份，在使用这则历史故事材料时，不自觉地把原本有特定所指和能指的“魏晋清谈”，巧妙地变成了符合自己写作宗旨与当时书坛现状的论书内容，在情理之中，亦是行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