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2-0175-11 在过去500年的任何一天,任何一个走进佛罗伦萨的人,都会被无处不在的艺术所震撼,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美,而是因为它们就在眼前!乔托塔楼、吉贝尔蒂的天堂之门,多那太罗、米开朗琪罗、切里尼……,特别是兰齐敞廊和元老宫前,以及每一座教堂的外部与内部的不可胜数的“艺术”,整个城市就是一座美术馆,是打开了的“文艺复兴”。艺术就这样毫无遮拦的,绝不阻隔的呈现在每一个观看者面前。 这体现着艺术在那个时代的功能,艺术家不是为表现自己而创作,而是为某个社会群体,作品所反映出的精神与情感超越于个人之上,是一种集体意志或者价值观的表达。这个“集体”在文艺复兴时代可以是:城邦、行会、家族、兄弟会、同乡会、修会、政党……,或者可以说,除了一小部分肖像画,没有别的艺术是为“个人”的。这与我们的时代不同,自浪漫主义时代以来,艺术家按自己的趣味进行创作,而艺术收藏家与欣赏者按自己的趣味收购艺术品,个人及其自由是人们面对艺术作品时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作品就是一种社会存在,艺术作品承担着必要的社会功能,满足着某种社会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公众之间的交往需要:艺术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机构与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手段与通道;其次也是公共的集体意志的体现,这种为公众而创作的艺术在当代的名称叫做“公共艺术”。 所谓“公共艺术”,顾名思义,就是将艺术空间与公共空间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直接呈现给公众,表现一种集体意志、观念与情趣。公共艺术所关系到的不仅仅是“艺术”问题,更是“公共”的问题。公共性在两个层面上要求着艺术:首先,艺术家不是为个人情趣进行创作,彰显个性并不是他的创作的主要目的,一种群体性的观念先于“个性”要求着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家必须理解这个群体,并且在艺术作品中实现这个群体的某种目的,一个公共艺术家必须把集体意志置于个人的个性与审美趣味之前;其次,观众对于公共艺术的要求不仅仅是美学要求,观众首先关注的是作品是否体现着自身所属的群体的意志,或者追问作品体现着什么样的意志?谁的意志?而后才是审美问题。 而“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把“空间”这种社会交往的客观条件与社会群体的公共存在结合起来,指称所有能够使得社会群体甚至是群体间的交往得以可能的空间条件,也是群体意志得以展现的空间条件。按当代的空间理论,公共空间可由几个不同层次来加以划分:(1)物理的公共空间。(2)社会的公共空间。(3)象征性的公共空间。第一种关注的是它的现实存在;第二种关注的是交往得以成为可能的诸种社会条件,无论是制度或者规范意义上的“可交往性”,还是交往之发生的现实的“社会条件”;第三种关注的是由普遍交往所发生从而形成的“氛围”,或者说,“普遍交往”本身。三种公共空间相互渗透,并不截然分开。 只要艺术在无论哪种公共空间中承担起“交往”的功能,它就是公共性的。“公共艺术”本身是艺术问题,但是又不囿于艺术问题,“公共性”才是公共艺术的本质,公共艺术又同“公众趣味”的审美问题直接相关。按照当代人的狭隘观念,公共艺术都是“按照现代主义艺术原则与美学理论构建而来的矛盾修饰法”①,并逐渐拓展到当代的艺术疆域之中。实际上看看佛罗伦萨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创作的艺术,我们就会发现,根本不是“现代主义艺术原则”问题,而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自十九世纪以来,艺术越来越私人化了,而且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只有在美术馆与博物馆中,观众才可能在一定的距离约束下观看艺术。公共艺术的提出,就是想让艺术以“公共性”超出艺术界的小圈子,超出了美术馆的封闭空间,重新走进公众生活,而这就必然与公众趣味产生联系。从文化考古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以它自身的方式实现了这种二十世纪的理想,而且是以“古典”形式。 因此,公共艺术的核心问题不是艺术所采用的形式问题,而是艺术与公共生活的关系问题,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造型艺术创作的繁荣,而这些艺术实际上是现代艺术公共性的“原型”。 一、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与艺术生产 需要从一个政治“事件”说起。1402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代,伏尔泰称之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纪元之一”,的确,一个新的艺术时代开始了。那一年,米兰大公国的专制君主吉安加利亚佐·维斯孔蒂(Giangaleazzo Visconti)围攻佛罗伦萨,造成了佛罗伦萨城的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佛罗伦萨的自由共和政体受到了考验,佛罗伦萨的爱国主义情感被激起,对于自由的热爱与保卫自由的决心使得城市市民团结在一起,在一批具有自由意识,并且热爱共和政体的人文主义者的带领下,进行了卓绝的抵抗,抵抗在军事上不成功,然而命运女神垂青了佛罗伦萨,就在佛罗伦萨不可再支撑下去的时刻,吉安加利亚佐·维斯孔蒂却因为突发的疾病而死亡,危机戏剧性的化解了。而在这一过程中,按照历史学家的看法,佛罗伦萨人民变得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共和政治的传统,并产生了对有助于这个政治传统和道德准则的,从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化的兴趣。而这个危机仅仅是15世纪前三十年佛罗伦萨遭遇的诸种政治危机中的一个。 在这一过程中,佛罗伦萨的文化产生了一个飞跃式的变化:由萨琉塔蒂和布鲁尼完成了拉丁散文(letter)的复兴,同时开创了人文主义的俗语的历史学著作,特别是佛罗伦萨城市史的撰写;在建筑领域,布鲁内莱斯基完成了古典建筑艺术的复兴;多那太罗开始在雕塑领域创造新风格;马萨乔开始创作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绘画,初期(early)文艺复兴上演了华丽的一章。而这一创造新文化的过程恰恰与佛罗伦萨自由共和政体的危机相一致。这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的极大的兴趣,著名的文艺复兴史家汉斯·巴隆认为,在长期的战事中,佛罗伦萨的领袖们将人民聚集在一起,把他们与维斯孔蒂的战争描述为自由的共和制与暴虐的君主制之间的战争,是古希腊、罗马共和国的理想与罗马帝国、中世纪王国的理想之间的战争。巴隆指出,佛罗伦萨处于危机的时刻,正是早期文艺复兴主要人物登场亮相的时刻,这些人就包括吉贝尔蒂(Ghiberti)、多纳泰罗(Donatello)、马索里诺(Masolino)和布鲁莱契斯基(Brunelleschi)。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文艺复兴的思想正是从这群人出发逐渐成为主流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