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汉唐魄力  

——鲁迅与汉石画像

作 者:
杨义 

作者简介:
杨义,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民初鲁迅,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炼内功。他开始搜集汉代石画像拓片,认为美术功能可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这种历史的和审美的体认延续到其晚年。“五四”以后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因其金石学、考据学、画像学根底精深,变得风骨独具、元气充沛。汉画像展示着汉代经济、礼仪、娱乐的繁茂,折射着楚风、齐风、鲁风和谶纬之学的民俗风情,牵涉着西域文明、南亚文明的内传,彰显着汉人对世界一等大国的国力的自豪感。“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鲁迅以此思考如何激活东方美的力量,接通血脉,参证中西,融合创新。通过对其中许多器具、名物、众技百戏的辨析,以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解读,进入只有升仙、不见地狱的汉人仙界—历史—人间的“宇宙三界模式”,进入汉人的生活史、精神史。在对鲁迅进行新古典学的研究中,将汉画像的搜集研究,看作这位文化巨人对汉唐魄力的遥祭。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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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2-0101-34

      一、天地大美与精神皱褶中的本真

      《庄子·知北游篇》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希望“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作为“观于天地”的原则。①自西学东渐,尤其自“五四”以来,西方之美不是不言,而是在愈益强势发言;而中国渊源深远的美,将如何认证根本,激活生命,重新发出刚健美善之言,这是鲁迅长期坚持不懈地探索着的人类命题,并由这个人类命题而思索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汉唐魄力。他曾经由此展开了从金石学到汉画像学的精深世界。惟有从人类的命题上,特别是中国人类的命题上,才能对鲁迅遗产展开深入的新古典学研究,既看到他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上踏出新路的求索精神,又看到他一以贯之的不割弃古典而深度创新的坚守意志,从而在历史与现代的深度联系上,以实证的方法究其原本,察其血脉,探其精魂。

      应该认识到,民初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炼内功。对于鲁迅在民国初年的精神历程,人们往往不约而同地想到《呐喊·自序》所言:“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这就是鲁迅形容的“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②。如此看来,似乎鲁迅抄校古碑,在思想上属于负面了。

      然而,一个人的深层精神结构,也如历史的波折一样,是不能以一时一事作定论的,须综合一二十年以上的思想言行,方可看到透彻。这里需要的是有耐心的“潜流观察”,从潜流中观察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从鲁迅开始抄古碑以后二十年的1935年,他给木刻家李桦写信:“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③他由此设想一种新的美学形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④李桦1926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0年留学日本,1932年回国任教于母校。1934年在广州组织现代版画会,从事新兴木刻运动。与如此一位青年美术家谈论“东方美的力量”,是别有意味的。综合二十年的长时段,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民国初年的抄古碑、搜集汉画像,就没有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之精髓之鲁迅。思想总是从多元的对质中,掘进自己的深度的。

      有了这种认识,就可以回过头来考察民初的鲁迅,进而折叠对比着考察早期与晚期的鲁迅,获得一个血脉相贯而又与时偕进的鲁迅。鲁迅一生,主要在1915年至1936年,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上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鲁迅收藏的山东嘉祥等地的汉画像拓片405种,多是民初沉默期所得;南阳汉画像246种,则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通过王冶秋转托相关人士拓印所得。从嘉祥到南阳,二者间隔着一二十年的潜流期。从这些数字统计中,可以发现鲁迅早期、晚期思想,存在着折叠和螺旋式上升的奇特景观。因此,研究鲁迅与汉画像的精神联系,实际上可以引深对鲁迅精神的“潜流观察”,从中获得弥足珍贵的文化启示。于此应该建立一种非直线型,也不重复划分阶段的“折线型”的理论模式,而是采用“折叠曲线型”的理论模式,在精神的皱褶中寻找鲁迅精神的本真。

      二、增加文化厚度和精神深度

      民初鲁迅,在沉默中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自己的文化厚度和精神深度。1915年至1918年鲁迅搜集和抄录汉唐碑帖、墓志、造像上千种,其校勘碑文的成绩,《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收录有1915年《〈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1917年《会稽禹庙窆石考》、《〈□肱墓志〉考》、《〈徐法智墓志〉考》、《〈郑季宣残碑〉考》,1918年《〈吕超墓志铭〉跋》、《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许寿裳称赞:“至于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⑤其间曾用南宋人洪适《隶续》校订《郑季宣残碑》。考证古碑时,对清人王昶(号兰泉)的《金石萃编》多有订正。1915年末,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清人黄易的《小蓬莱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黄易是在清乾隆年间重新发现、发掘,并筑屋保护武梁祠石画像的金石学家。鲁迅抄碑、校书所参考的这些金石学古籍,都论及山东嘉祥东汉武梁祠石画像,对其启动搜集武梁祠画像的行为,提供了知识准备、途径和视境。鲁迅的金石学、考据学修养,于此立下了精深的根基。

      自然,其间也包含着鲁迅的文人情趣,一种终其一生虽或浓或淡,却总是不离不舍的人文襟怀。人文趣味,对于人文学者,是一种内在的滋润。这种情趣鲁迅于青年时代即有涉足,据周启明(作人)回忆:“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去的大抵是《(徐霞客)游记》或《金石存》,后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致,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书的。”⑥《金石存》十五卷,续辑二卷,是清代山阳(今江苏淮安)古文字和考古学家吴玉搢(1698-1773)在乾隆三年(1738年)辑成。清人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云:“吴玉搢,字藉五,号山夫。考古书文字之异,取字体之假借通用者,系韵编次,各注所出,为之辨证,著《别雅》五卷。亦癖金石,……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间,游京师,秦大司寇蕙田延至味经轩中,校定《五礼通考》。后以廪贡生官凤阳训导卒。”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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