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我国已持续2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逐渐成为人口流迁大潮的主体。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促进了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也为通婚圈的拓展和跨地域通婚创造了有利条件。传统观点通常认为，婚姻是导致迁移的生命事件，且女性往往是被动随迁的一方。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婚姻与迁移二者之间越发表现为一种互为存在、彼此促进的关系；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之下，婚姻可以是实现迁移的一个途径，亦可能是流动中的一种人生收获。 从人口流迁的空间特征来看，大城市因其发达的经济水平、多元的文化观念和较多的职业发展机遇等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口。以北京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在北京市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且以青壮年人口为主①。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大城市整体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当地婚恋市场的结构，为青年男女的婚配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于大城市外来人口婚配特点的实证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近年来大城市总体的婚配状况和发展趋势有所了解，同时也进一步明晰当前人口流动与婚姻决策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在有关人口流迁问题的研究中，主流的假设是男性为迁移的主体，而男性主要因经济动机迁移，女性主要因社会因素迁移，婚姻是女性迁移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传统观念通常认为，婚内男女的权力存在差异，有所谓“男主外女主内”之说，即丈夫在外挣钱工作比较重要而妻子肩负着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责任；劳动力市场中持续存在着性别工资差距，这些因素均使得女性更易成为被动迁移的一方(Mulder & Wagner,1993)。基于父权制理论的研究指出，女性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更可能为追求经济稳定和福利而结婚；婚姻不仅是双方交往的结果，而且是达成某种目标的方式和途径，当这些目标涉及地区转换时，婚姻便成为实现迁移的工具而非目的(Willekens,1987)。不少实证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针对跨国婚姻的研究发现，泰国女性为摆脱贫穷、支持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而嫁给德国男性(Humbeck,1996)；来自朝鲜、泰国和菲律宾的女性为了获得安全、合法的居住和工作身份而嫁给日本男性(Piper,1999)，在中国东北的延边地区亦有相当多的朝鲜族女性以自己的“青春”换取韩国男性的“优越居住资源”，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延边的对韩通婚数量便急剧下降(林明鲜、申顺芬，2006)；针对特定地区婚姻迁移的研究也发现婚姻与利益之间的类似关系，比如印度的农村家庭倾向于把女儿嫁给远亲以缓和收入风险(Rosenzweig & Stark,1989)，尼日利亚农村的女性更希望嫁给城市的男性(Watts,1983)，等等。 上述论断虽然对“婚姻是相互爱慕基础之上的结合”这一经典认知形成挑战，但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婚姻决策也是一个充分考虑现实并权衡各种利弊而选择的结果。婚姻梯度和社会交换理论对此给出了比较有力的解释。一方面，男性在婚配过程中倾向于同各方面条件略低于自己的女性结合，即采取“男高女低”的“向下婚”模式(Bernard,1982)；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人的男女双方又试图通过“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而实现“互惠”，从而在婚姻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男方的资源通常体现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而女方的优势往往在于年龄、相貌和气质(Blau,1964; Becker,1973)。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跨越地域空间的通婚一直以来都存在(比如农村地区不同村落之间的联姻)，且婚姻决策过程中亦会考虑到实用性和交易性的功能，包括延续家庭血脉、充实劳动力资源、提供养老保障等等；女性在择偶时普遍遵循“高嫁低娶”的原则，婚姻是女性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Lavely,1991；雷洁琼，1994)。 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激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同时跨越省区的长距离婚姻迁移也不断增多(周皓、李丁，2009；宋月萍等，2012)；由于“乡—城流动”始终是人口流动大潮的主体，再加上女性通常在婚姻中处于从属和弱势的地位，因此大量的关于婚姻迁移的研究都聚焦于农村女性，将其默认为跨地域通婚中被动追随的一方。事实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开放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独立和自我发展，并因经济原因而迁移(Fan,1999；蔡昉，2002)；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相比于第四次人口普查，“务工经商”已经取代婚姻成为女性跨省迁移的首要原因(范芝芬，2013)；一项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则发现，广州的异地婚配中，外来人口的男女比例相当，且城市男女的婚配比例更高，此外这一群体在文化程度、收入等方面的特点与城乡之间的婚配有显著不同(倪晓峰，2007)。可见近年来以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为婚姻迁移主体的模式已悄然发生转变，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以及流动人口类型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有人“以婚求动”，有人“动中成婚”，且在性别对比上也不再悬殊。 大城市通常是外来人口的高度汇集之地，首都北京的外来人口更是来自全国各地。本文将针对北京市外来人口及其婚配特点展开研究，从而为了解我国当前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婚配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向提供参照，另一方面也为相关领域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