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4)02－0078－06 关注青年是习惯性的社会心理分析传统，内在原因是青年一代快速成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对拥有话语权的研究者而言，不得不对主导未来的青年予以高度关注[1]。2010年开始，大学毕业的“90后”逐渐步入社会，对“90后”的关注越来越多。对“90后”的认知，目前的难度还较大，究其原因是“90后”的社会心理正在形成过程当中，跨度较大。有的“90后”已经开始在读大学或者是进入社会，而有的“90后”目前还尚在中学，从而导致对“90后”的认知挑战。对“90后”的理解，目前的分歧还较大，究其原因是“90后”的社会心理并没有被全社会所感知和接受。正如其他青年群体的兴起一样，社会对“90后”的负面刻板印象仍然存在，有时会将这个群体的一些个别行为夸大化、放大化，有时会将这个群体的价值取向扩大化、扭曲化[2]，从而导致对“90后”的理解偏差。本文试图从社会化进程、教育化选择、网络化生活以及同一性承诺等方面对“90后”社会特征的解析提出诸多探讨。本文具体通过深入访谈进行研究。访谈对象为“90后”，访谈的时间跨度是2012年4—7月，访谈地点在深圳，访谈人数为8名，其中，4位是初三学生(2位是深圳户籍，2位是随父母来深圳求学的外地户籍)；2位是高三学生(1位是深圳户籍，1位是澳门户籍)；2位是大学生(1位正准备赴海外求学，1位正准备就业)。 一、“90后”的社会化进程 社会现实和家庭环境造就了“90后”的基本社会属性，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90后”必然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完成自我的社会化进程。 (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是“90后”所属的基本社会环境 “90后”从出生始，就处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期，从数据上看，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平均每年10.4％的增速前进，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1.97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万亿元，扩大了20位；居民人均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非洲的70％，2010年则是非洲人均收入的3倍[3]。不断增长的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直接造就了1990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在此进程中，市场经济基本建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90后”规避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现象的交锋，他们是在现代文化的交织中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全球化和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变革长期盘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同时，他们也避开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探讨。 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社会体制变革，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必须被遵守，几乎一切“清规戒律”都可立即抛弃；一夜之间，农村就被变成了城市，一瞬之间，“中国(制造)”就变成了“全球(工厂)”，从边缘走到了中心……这些，就是“90后”所处的基本社会事实。“90后”有幸见证伟大的改革进程，能坐享改革的成果，还需要担当改革的后果，这种担当应只是一种或然，而不一定是必然。如果或然不能成为一种必然，“90后”就有可能会在社会期待中形成角色间冲突；如果或然能够成为一种必然，“享受在先、变革在后”可能会对“90后”的内心形成角色内冲突[4]。 (二)父母是“90后”所属的基本社会标签 “90后”的父母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或70年代，这一代人奉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们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和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共成长，这代人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正是这一代人，面临着社会结构变迁迅速、政府规制放松[5]、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发展状况。也正是在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90后”的父母很多被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务实主义所改造。被改造的“90后”父母，他们的工作节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在事业上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因此，他们不希望“90后”继续他们的被改造。累积的财富可以让“90后”天生享受丰富的物质条件和安逸的家庭生活环境，使社会上对“90后”产生了是玩乐或享受一代的担忧。其实，“90后”父母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更上一层楼，而“90后”本身没有理由拒绝也没有必要拒绝。 (三)多元和被多元的群体是“90后”所属的社会化特征 快速变革的社会，为“90后”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社会不再要求群体的一致性和同一性，社会主体本身也开始改革，也开始多元。尽管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趋同的，可给个体带来的现实结果却是趋异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扩大[6]。而家庭内部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也为“90后”的多元提供了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快速深入，相应地，“90后”的父母思维方式发生变迁，其固守的价值观并不要求子女必须去奉行，每逢春节，“90后”的父母辈可能会选择回老家，然而，并不要求“90后”也是如此。在本研究的访谈中，外地户籍的学生及其家庭，在这方面体现得非常充分。有意思的是，在本研究的访谈中发现，非大陆(澳门户籍)“90后”对传统的认同要高于其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