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理论:青少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佳华,男,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系教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挪威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系”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比较福利体制等。

原文出处:
青年学报

内容提要:

我国的青少年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研究较少应用宏观性的理论框架。社会质量理论具有很强的概念包容性和较好的本土基础。以社会质量视角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可以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融合、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展开,它可以展示青少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青少年与社会制度、体系和组织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以及青少年与社区、家庭和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青少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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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我国的青少年研究普遍缺乏社会政策和福利理论的视角[1]。这一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兴起而改观。经过近20年的发展,社会权利(social right)、赋权(empowerment)、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和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等概念和理论工具逐渐被引入青少年研究。这些概念和理论工具丰富了青少年研究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缺乏一个综合性的青少年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这一状况使各研究成果之间相互孤立、很难结合,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

       基于这一问题,本文试图探索将社会质量理论作为青少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选取社会质量理论作为视角是基于两点考虑:这一理论框架具有很强的概念包容性,它包含了社会福利、社会融合、社会排斥和赋权等一系列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概念;社会质量理论具有较好的本土化基础,本土学者在推进该理论的发展和应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社会质量理论发展脉络的简要梳理。第二部分展示如何以社会质量理论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一、社会质量理论的起源、发展和应用

       (一)理论起源:探索新的社会发展范式

       社会质量理论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欧洲学术共同体提出了两个根本性问题:欧洲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欧洲社会的发展是为了谁?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等人认为,欧洲传统的政策制定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并将社会政策制定屈从于经济政策,这种发展导向不利于欧洲的社会建设和公民需求的满足[2]。因此,在1997年6月欧盟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上,近一千多名从事社会政策、公共行政,以及社会学、社会工作和政治学等研究的专家学者签署了《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该宣言强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等重要性,力图将欧洲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3]。

       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学者对新的社会建设导向进行了探索。学者们通过撰写专著、建立协会、发行期刊、开展研讨会和政策建议等方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例如在专著方面,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形成了3本理论性成果,分别为出版于1997年、2001年和2012年的《欧洲社会质量》[4]、《社会质量:欧洲的前景》[5]和《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6]。在协会方面,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于1996年在荷兰海牙成立。在期刊方面,1999年《欧洲社会质量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创刊并于2011年更名为《国际社会质量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这些发展预示着社会质量理论的成型。

       (二)理论发展:从欧洲向亚洲扩展

       2000年以后,社会质量理论也吸引了亚洲学者的关注。随着亚洲社会质量执委会(Asian Consortium for Social Quality)的成立,前三届亚洲社会质量国际会议分别于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在日本千叶大学、台湾大学和南京大学召开。三届会议分别针对社会质量理论对亚洲社会的适用性、如何利用社会质量理论分析亚洲社会,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质量理论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积极讨论[7]。基于这三届会议,在2011年于韩国首尔大学举行的“亚太地区社会质量比较研究国际会议”上,亚洲学者展示了应用社会质量理论的研究成果。随后,2013年浙江大学举办的“两岸三地社会福利学术研讨会”以“社会政策与社会品质”为主题,用社会质量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①。

       (三)理论应用:大规模调查和分析

       自2001~2005年,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团队致力于开发社会质量指标体系,100多位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两个非政府组织(欧洲反贫困网络和国际社会福利委员会)的研究者参与了这一工作。经过研究和论证,最终从社会经济保障(social-economic security)、社会融合(social cohesion)、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和社会赋权(social empowerment)四个维度中选取了95个指标作为最终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参见Van der Maesen,L.& Walker一文[8])。随后,亚洲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指标体系作了本土化的调整(参见Lih-Rong Wang一文[9]),并对社会质量理论对亚洲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10]。

       由此,社会质量理论发展成为了可以通过系统化指标进行量化研究的方法,这一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生活质量研究方法(两者差别可参见Lin Ka一文[11])。到目前为止,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团队已经发布了包括比利时、英国、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等十四个国家的社会质量调查报告(报告内容请参阅《欧洲社会质量期刊》[12]),而亚洲社会质量研究团队也发布了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日本和泰国等七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质量调查报告(报告内容参见《社会指标研究》[13])。这些研究成果为评估各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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