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由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之困谈起 后发国家抓住新技术出现的机会窗口，率先推进产业化，有可能促进国家技术能力的突破和跃迁，推动实现经济赶超。二次产业革命的历史以及二战以来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成功追赶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我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步伐日益加快，成为推进经济转型、创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从近年实践态势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以电动汽车为例，过去十几年我国为电动汽车产业化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台了若干科技计划，形成了“三纵三横”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体系[1]。各级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以刺激需求。但是，我国电动汽车实现“弯道超车”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考虑到发达国家新能源汽车的飞速进展，我国有可能又要错过新一个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机会窗口①。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问题突出反映了我国创新体系存在的缺陷。过去几年，我国研发经费年均增长23.5％，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还多。2011年，我国研发经费达到8600亿元，据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数达到世界第一位，科技论文产出量世界第二位，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三[2－3]。另外，我国几乎已经推行过所有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如创建科技园区、孵化器，发展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创新实施金融财税激励等。但是，这些资源投入和政策投入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产业的竞争力，“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4]；“条块分割、互相封闭、科技投入效率低和资源浪费是科技领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5] 问题出在哪里呢？总结国内外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尤其是参考已经实现追赶的后发经济体的创新特点，我们发现，忽视公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 2.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概念 在一国的创新体系中，有一种研究机构不可或缺，它就是面向产业应用的技术研发机构。它与大学和国家实验室不同，其主要职责在于将具有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工程化和商品化。它又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类型，公立的一般由政府出资设立，为区域内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台湾工研院即为典型；私立的则由企业投资筹建，专门为本企业服务。为简化起见，本文称公立的产业技术研究机构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私立的为“企业实验室”②。 发达国家大企业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领先的企业实验室，是因为它们站在行业的制高点上，通过技术的先动优势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于是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内部实验室来。而对于后发国家的众多企业而言，它们大多属于产业的后来者，没有足够的资源建设并维持一个高水平的企业实验室。因此，后发国家集中资源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就变得极为重要。它一头连着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成果，一头连着区域内的众多中小企业，成为重要的技术服务平台，为提升整个区域的技术能力服务。 3.已有研究成果及局限 由于世界各国创新体系的特色不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实践也千差万别，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呈现出多样性。 美国是典型的创新型国家，其创新体系的特征是企业和大学的研究力量都非常强大[7]。大学侧重于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基本上被看作是企业的任务，这种观点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经典论述中表现得很明显[9－11]。而且，美国大多数公共政策都认为自由市场是商品和服务最有效的分配方式，依靠自身机制以及无羁绊的市场，能保证科学开发、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以最适宜的速度进行[7]。在这样的范式影响下，政府一般不介入产业技术创新领域，而是把它交给企业和市场。由于美国企业在20世纪的很长时期领先全球，它们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建立实力雄厚的企业实验室，能够有效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这些经典论述曾经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任何创新理论都有它的社会性和时代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日本、德国经济的崛起、经济全球化加剧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美国大企业也没有实力对关系企业长期发展的应用基础研究进行投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短期研究和渐进改良。尤其是受风险投资风潮的影响，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大行其道[12]，企业研究部门规模开始缩小。曾是IT创新之源的PARC研发中心也被当作一个奢侈机构而遭母公司施乐公司剥离。思科公司甚至专门通过购并而获得增长，以节省创建内部实验室的巨额成本。有人担心这将影响美国产业的长期竞争力[13－14]。这说明美国学者对应用技术研发机构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后发国家创新体系与美国有很大不同。马佐罗尼(R.Mazzoleni)、尼尔森(R.Nelson)对公共研究机构对后发国家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全面历史回顾，认为大学以及公共实验室促进了日本、巴西、韩国等国家技术能力发展[15]。金麟洙、尼尔森、道奇森(Mark Dodgson)等研究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技术学习的不同特点，也认识到公共产业研究机构的重要作用[16]。史钦泰、洪懿妍、Chiung-Wen Hsu等总结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17－19]。这些研究都强调了公立研发机构对后发国家或地区技术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产业技术研究机构也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李建强等对建设地方性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必要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20]；李纪珍从共性技术供给的角度对公共研发机构进行了分类[21]；吴金希对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地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阐释[22]；卞松保、柳卸林对美国、德国以及中国国家实验室进行了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了国家实验室在原始创新中的作用[23]。在实证研究方面，阎康年对美国众多工业实验室进行了案例分析[24]；赵克对美、日企业实验室的性质、演进、管理特点等进行了探讨[25]；罗肖肖、陈鹏和李建强、马继洲以及陈湛匀、吴金希等从不同角度对台湾工研院进行了案例研究[27－30]；胡文国对深圳工研院进行了分析[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