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战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以自主设计为主的引领型，另一种是以跟随效仿为主的跟随型，第三种是前两者结合而成的混合型。在分支领域、在微观领域，混合型科技战略比较常见，往往是部分追随，部分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进行自主设计，两者结合而成。在宏观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上，目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美国的引领型科技战略，二是其他国家几乎都在不同程度地效仿美国的科技发展。这些国家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是能够全面效仿美国。笔者发现，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把效仿美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美国科技领先，美国的科技产业也领先，虽然学术界和社会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有批判，但是极少有对美国的科技和科技产业进行批判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做对于效仿者来说本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事，就是应该认真考察、探究效仿的对象是否真的值得效仿和追随，即它是否可以持续发展？是否可以一路领先？否则，即使当前是领先世界的，也不值得效仿和追随。实际上美国自己也没有认真思考这个根本性问题，自以为是地认为现在领先，就说明科技发展模式是领先的，将来仍会继续领先，缺乏深刻反思自身发展的制约因素。笔者在从事科技战略研究时，首先研究的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流科技发展模式的制约因素，而科技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科技负面效应，它也是知识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克服科技负面效应则可以成为知识创新的最大机遇。本文简述和探讨笔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包括三部分：一是有关科技风险研究的奇怪现象、学术僵局与两组问题的提出；二是对学术僵局的破解与科技危机的发现及论证；三是探讨科技危机为知识创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探讨科技危机引发的科学革命。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长期研究的中心主题是“科技知识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重点是该主题的两个极端：关于科技知识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最不利因素和最有利因素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中心、两大重点”的研究格局。最不利的因素是科技负面效应，最有利的因素是科技革命，前者落实到超越双刃剑模式的对致毁知识的研究，后者是对云科学革命的研究与设计。这两大因素与科技战略研究紧密相关，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基于“一个中心、两大重点”的科技战略研究。本文就是这一特色的一个体现。 1 第一组问题的提出 奇怪的现象：高风险－巨大争议与高投入－快速发展 科技负面作用的讨论由来已久，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之后，传统的科学进步观遭到质疑。技术批判理论、社会风险理论、科技伦理学、科技与社会(STS)、科学技术学(S&TS)、科技哲学、环境科学以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有关领域都开展了对科技负面作用、科技风险治理的研究。而今著名的科技专家也强调科学的社会责任，加入到批评者的行列。1999年6月由联合同教科文组织(UNESCO)与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联合举办的世界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诺贝尔和平奖金得主、英国核物理学家JOSEPH ROTBLAT作了题为科学与人的价值的特邀报告，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家是否应该关心科学的道德以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学家是否应该为科学研究对人类及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他呼吁制定国际科学界共同遵守的科学道德规约，在每一个人取得其科学学位时都应该公开表示承诺。ROTBLAT的演讲受到了来自140多个国家的2000多位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1]。硅谷的技术大师、UNIX之父比尔·乔伊(Bill Joy)认为未来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个“颠覆文明的事件”，其概率高达50％(Joy,2000)[2]。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里斯(Martin Rees)预言到2020年之前，只要发生一次生物恐怖袭击或生物工程方面的错误，上百万人类的生命就可能迅速灰飞烟灭(Rees,2003)[3]。这些批评虽然极严厉、预言的事态也极危险，这些警告也引起强烈关注，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办公室也把乔伊的长篇文章“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要去一份加以研究。在欧美发达国家也陆续出台一些加强生物实验室管理之类的措施，但是科技发展的总体态势和格局并没有改变，尖端科技照样获得大量投资，比如争议巨大的纳米技术在全球获得的投资据不完全统计的结果是2002年的一年约40亿美元，到2010年的一年则约为580亿美元，增长了近15倍[4]。高科技依旧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把科技创新视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把科技视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这个现象的奇怪之处在于，一方面高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带来的科技灾难和潜在的科技灾难日益增多，引发的担心、争议和预警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高科技却依旧不断获得高投入，不顾批评和反对，在争议中快速发展。显然，这种矛盾需要解释和探究。 为此，笔者提出的第一组问题是：为什么科技发展的悲观派与乐观派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再多严厉的批评和预警都不能改变既有的科技发展模式？为什么在巨大争议中科技依然快速发展？[5]146－149 2 知错与纠错：关于科技负面作用的两大难题 第一组问题让人探究的是为什么警告再多、再严厉，警告的科技负面效应再多、再可怕，也不能够引起真正的重视和行动？在如此生死攸关的大事上，人类为什么没有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为什么没有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措施？为什么高科技在巨大争议中可以快速发展？如果警告发出者是正确的，为什么尖端科技依旧不断获得大量投入，不能放慢科技发展的步伐？如果警告发出者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加入到批评、预警的阵营？笔者认为许多警告的发出者、科技负面效应的研究者、对科技持批评和反对态度的人士，都没有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许多人的思维没有跳出“双刃剑陷阱”，没有正确地发出预警，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发现科技负面效应及其发生的机制和条件。因此批评和预警再多、再严厉，也缺乏说服力。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普遍忽视了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并不在于指出科技负面效应有多严重、科技发展下去有多危险、科技很快就要失控并将发生毁灭性灾难(这些观点早已有之，甚至都充斥于电影银幕)，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知错和纠错两个方面：正确的知错需要正确辨识有关科技负面效应问题上存在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误区，准确揭示出科技负面效应的核心内容及其发生的机制与条件，需要真正发现危机和威胁所在并准确发现导致危机和威胁发生的机制和条件；有效的纠错需要正确理解纠正重大错误的艰难性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只有解决这两个难题，才可能真正说服公众、学界、科技工作者和决策者，达成共识，采取断然有效的措施。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预警的发出者和科技批判者几乎都没有做到，甚至都没有明确认识到存在这两大难题，严重低估了认识和纠正科技负面作用的难度。 2.1 知错的困难：双刃剑陷阱 笔者把对科技负面作用的诸多偏见和误区概括为“十大误区”，详见拙作《智业革命》有关章节[5]149－158，其中双刃剑陷阱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一提到科技负面效应最常说的比喻就是“双刃剑”，这种思维模式已根深蒂固，是人们思考科技负面作用时最常使用的分析模式，但是它容易引起争论，却难以结束争论。笔者将其称之为“双刃剑研究模式”、“双刃剑分析框架”和“双刃剑陷阱”，它有四个特点：一是把知识的创造者(铸剑者)与应用者(用剑者)分开，把科技负面效应的产生归咎给应用者；二是笃信使用者决定知识的应用，把知识视为工具，效果好坏取决于使用知识的人，以致不加条件限制地把人当做解决问题的关键；三是强调科技等事物都有两面性，而不具体分析两面性发生的条件和后果，没有注意两面性是否能够相互抵消及其净效应问题，容易成为迁就事物的借口；四是不区分普通负面效应和极端负面效应，许多普通负面效应是可以正负抵消的，而极端负面效应无法正负抵消，不能抵消的负面效应就不是双刃剑，而是单刃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