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安启念(1947-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新人道主义是弗罗洛夫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它是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回应,强调必须把科学技术伦理学化,以人的全面需要和道德标准控制、指引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一定意义上是在“回到中世纪”,即用人的精神价值扼制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这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法:中世纪以精神价值否定人的物质欲望;文艺复兴中的人道主义使人的物质欲望得到释放进而发扬科学理性兴起工业文明;20世纪人们重新认识到精神价值的重要,提出以精神价值指引并调控科学技术发展的新人道主义。弗罗洛夫提出的新人道主义是俄罗斯哲学在20世纪取得的重要成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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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2-0028-06

      新人道主义是弗罗洛夫对自己哲学思想的概括。在产生背景、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等各个方面,这种新人道主义都有独特之处。它是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的集中体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了解苏联哲学以及思考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对于理解俄罗斯哲学的历史及其未来发展,都很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和苏联解体,这一重要思想近年来日益淡出人们的视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将就它的基本内容、它在人类哲学史中的地位以及它的当代意义等问题,做一简要分析,以期引起人们关注。

      1997年在苏联,弗罗洛夫首先使用了新人道主义概念。但是他并没有给出新人道主义概念的明确定义,也没有对它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阐述。他只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新人道主义做过说明,例如:“当谈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不仅仅是在19世纪就得到确认的思想,而主要是指带着现代世界的特点、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和尖锐化、随着人类共同价值优先地位的确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思想。这要求对现实人道主义观点中人类共同的因素和阶级因素的辩证法加以重新思考。这些新的态度、新的方法丰富了现实的人道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做新的人道主义。”[1]他还说:“这是一种发展着的人道主义,它与现代人类和人本身因建构新文明进行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的深刻改造而进步的普遍规律紧密相关。”[2]

      全球性问题是指规模巨大、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在、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粮食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中弗罗洛夫最重视的是核战争和生物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危险。这两个问题是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出现的直接威胁全人类未来命运的新问题。它们是人类自身的活动造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这迫使人们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目标、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未来等一系列问题重新思考。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思想就由此而来。

      弗罗洛夫一再强调,新人道主义思想的起点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55年7月,罗素、爱因斯坦等30多位学者就核武器的出现对人类生存构成的潜在危险发表宣言,称面对核战争的危险,“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步骤以防止对所有参加者都只能是悲剧的军事冲突?……我们作为人向人们呼吁:要记住你们是属于人类的,把其他的一切都忘记吧。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们的面前就会展开通往新的天堂之路;否则,你们就将面临集体毁灭的危险”[3]。1953年科学家发现了生物遗传密码,通过基因技术改变生物特性,包括把它用于医学研究,成为现实的可能。弗罗洛夫从中看到了与核武器同样的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危险。他指出,对生物遗传基因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对人的“作用是如此的深刻:它已经触及到包括人的基因结构在内的许多问题,也就是说,已经威胁到人的遗传,而这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受到了威胁”[4]。二战以后形成了以苏美两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世界格局,这使得上述危险严重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于是,弗罗洛夫继续罗素、爱因斯坦的工作,在苏联全力推动对人进行全面、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强调要从人的利益出发对科学技术加以控制,呼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上。这里所体现的,就是他的新人道主义。他说:“在很多情况下更应该强调的不是阶级的因素和全人类的因素哪一个具有优先地位,而是它们的相互吻合。”[5]

      新人道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怎样才能落实?弗罗洛夫认为首先必须使科学技术伦理学化。也就是说,要从人的精神需要和道德需要出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使用加以自觉调控,实现科学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这是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诉求。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是确立社会—伦理价值的优先地位。这就是说,我们要从对科学研究进行某种调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6]他甚至说:“如果假定科学技术在以算术级数进步和发展,那么为了一切都沿着对人有利的方向进行,科学家的道德自觉就应当以几何级数发展。”[7]在这一领域应该与哪怕是最微小的与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规范不一致的决定做斗争。

      其次,必须使社会生活民主化。弗罗洛夫说:“民主和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价值,没有它们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与新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的,还有实现普遍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努力,以及就各种紧迫问题和历史问题进行对话的能力。”[8]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人,发现了自然,深信只要遵从科学技术的指引征服自然发展工业就可以实现人的现世生活的幸福。此后几百年人类就是遵循这样的思路一路走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化要求为了全人类的生存而调控、限制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必然触犯原有思路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广泛民主和国际合作,这种努力将注定沦为空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弗罗洛夫在国内问题上大力呼吁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在国际问题上竭力宣传新思维,推动核裁军,缓和国际局势。戈尔巴乔夫改革可以视为落实这些思想的实际行动。弗罗洛夫认为新人道主义绝不是抽象人道主义,就因为它是基于民主、自由和新思维的,是可以实际操作的。

      什么是人道主义,学术界并无统一认识。[9]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是针对发源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道主义而言的。文艺复兴运动否定神对世界的主宰,发现了人。人的价值、尊严、自由、理性、世俗生活中的享乐受到歌颂,人成为全部生活的中心。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人的幸福主要被理解为人在现世生活中各种物质欲望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必须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前提。这为工业生产,进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从一个角度讲,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满足人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是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是对全球性问题的回应,全球性问题源自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工业文明又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因此新人道主义的提出,实际上包含着对文艺复兴运动中问世的人道主义的某种否定。它是人道主义自身的辩证发展,是人道主义的自我超越。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的产生原因及其历史地位,只有在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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