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价值传统的转化与价值体系的重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德步,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的价值传统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一价值传统到近代已经衰落,从而不能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近代以来,中国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现代价值经中国化而逐渐成为主导价值,指引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进程;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价值既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严重地侵蚀了中国的传统价值并使之日益减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用现代发展观点,重估中国的价值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加以改造,同时吸收西方现代价值的合理成分,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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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个价值传统,正是这一价值传统主导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指引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承担着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价值传统的形成与衰落,分析近代以来中国价值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提炼中国价值传统的基本内涵,阐述重建中国价值体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一、“以人为本,人文化成”:中国价值传统的形成与衰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价值传统。这一价值传统发端于民族的起源处,随着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断演进,但其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却始终保持不变。从中国价值传统形成和演变历程来看,虽经数千年历史和数十次改朝换代,尽管有起有落,不断兴衰更替,但其核心理念基本不变,形成一条主“经”线,从而构成中华道统之传承和意识形态之主流。这就是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而形成的“文脉”。这一价值传统,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中经历三次重大的价值变革或价值革命而形成的。

      第一次价值革命发生于中华民族的远古时期,完成于商末周初,其标志性事件是武王伐纣和随后的“大封建”,以及以“周礼”为主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可以概括为“周文革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在这里,“人”出现在“天”后面,说明在“天命”后面起作用的是“人事”,从而确立了人的价值,实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过渡。与此同时,周初以人为核心建立“亲亲尊尊”的宗法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基础。周初政治家提出敬天保民、以德治国,倡导人文,推行教化,不仅实现了从“神治”到“人治”的转变,也实现了从“武治”到“文治”和“德治”的转变。“周文革命”确立了中国数千年的人文价值传统。

      第二次价值革命开始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完成于西汉中期,即儒家革命。春秋战国时期,周文疲敝,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道术之为天下裂,人们不能不重估一切价值,对周朝礼制进行重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继承了周文革命奠定的人文传统,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家价值体系,实现了从“人本”到“仁本”的升华。以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儒家价值体系成为中国的统一价值和官方意识形态。可以说,儒家革命创造了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制度化载体的伦理价值传统。

      第三次价值革命始于唐中期并延续到两宋,即理学革命。魏晋以后,中国进入长达数百年的混乱时期,北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南北分裂甚至天下大乱。一方面,儒学分化,自我阉割,经学衰落,传统价值失去进一步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佛道两教肆行,中国价值传统受到冲击,致使道统衰微,命悬一线,中国士人不得不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从韩愈开始,经范仲淹、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个理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以及物理为普通的世俗价值,既包括“形而上”的理,也包括“形而下”的理,使儒家的伦理价值传统进一步理性化,实现了从“仁性”到“理性”的转变。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理性价值传统。

      总的来看,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和历代先贤们通过三次价值革命,分别建立了人文价值传统、伦理价值传统和独特的理性价值传统。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价值传统,经过历史的选择和积淀,最后形成了中国的传统价值。所谓传统价值,是经历史上的价值革命而形成的恒久不变的价值,是价值传统延续提升和积累而形成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但中国人并不是把人看做与自然对立的主体,而是将人看做世界的一个部分,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重人伦,重情分,泛爱众,追求一个“天下归仁”的仁爱世界。在这里,仁性源于人性,但不等同于人性,仁性是经教化而得到升华的人性,既源于普世的爱,更是最高的善。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仁为本”。这种“仁性”系统,经“形而上”的理性化过程上升为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为世俗价值的“理性”系统,并进一步融入天人之境。

      第二,“中庸和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国价值传统是长期形成的,每次价值革命都通过损益而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升华。《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和是古人所追求的最理想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在这里,“和”是价值、是目的,而“中”既是方法也是价值。一方面,“和”必须通过中庸之道达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的状态下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所谓“致中和”,就是将目的、方法和过程统一起来看,“中”也具有价值意义,即“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但要通过“中庸”之道实现“和”,就必须以承认“不同”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中国传统承认价值的多元性,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合作而不争,从而实现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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