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传统是通过代际差异调适过程中的文化传递而得以传承和创新的。当代中国青年对伦理价值的选择与道德判断的生成，都与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代际差异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代际差异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一反传统社会的单向直线传递方式，采行多元曲线的传递方式，使得以往代与代之间不太明显的差别突出起来。世代之间不仅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上存在着差别和隔阂，在价值观念这一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也存在着不同。文化人类学家W·O·米德概括现代化社会普遍存在着的这种现象，认为文化传递正由后象征文化向互象征文化，进而向前象征文化过渡。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得不相互成为学习对象，甚至在某些方面老年人更应主动地向年轻人学习，以适应新的环境。 显然，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由于科技进步和文化变迁使得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面对如此纷繁的世界，老一代由于其已有的社会经历和心理定势，他们对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适应和追求，要比年轻人艰难得多。而年轻人较少传统包袱，最少保守思想，他们具有充沛的精力和浪漫的理想。然而，他们涉世不深，却常常以“准成年人”身份来评判现实。可以说，在代际差异的形成中，年轻人常常扮演主导角色。在一定意义上说，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人的性格。因此，如何调适代际差异，进行代际沟通，以达到代际共识，从而建立起适应社会转型需要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代际差异的文化发生空间主要是家庭，家庭是人的社会化最重要的组织手段。现代化进程有理由要求家庭从小培养儿女具有能适应现代化环境的品质。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明，在各种环境媒体中，家庭对个人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最大，影响时间也最长。在促进现代人格的成长中，父母的现代性倾向和教育子女的方法至关重要，优越的家庭环境只有与父母优秀的人格、得当的教育方法相结合，才能塑造成功具有现代性人格特征的一代新人。 在目下一般的中国家庭，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把自己认可的或未实现的价值追求强加在下一代身上，并以是否听话来判断孩子行为的优劣，因而使孩子屈从于外在的权威价值观，形成不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健全的主体人格。另外，父母包办也不能使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这在现代核心家庭中更为多见。在代际间的文化传承中，家庭关系的非民主化倾向，一方面造成孩子唯我独尊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所谓“小皇帝”，缺乏宽容精神；另一方面造成孩子独立自我意识和自主生活能力的欠缺，以致成年之后，虽经过现代教育似具有独立意识，实际上却常常屈从于时尚和权威价值观的影响。以文化社会学的观点看，人至青年期自我意识的养成，会逐渐适应文化的世俗化和权威的理性化的要求，而当代青年却往往不能将其化作实在的行为方式。他们在审视世界时，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推而广之，带上一层普遍化色彩。如一方面高喊自我意识的强化，要民主、争自由，却不知宽容别人的价值观和合理的选择；另一方面又屈从于流行的价值观而使自我意识徒具其表。这不符合社会现代化的潮流。须知，现代社会所要求的道德人格，其根本精神即在于自尊和宽容，即不仅自尊，而且尊人。这是现代民主精神的真谛之所在。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以代际差异形式所表现的道德传承与创新，无疑是以青年这一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主导方面的。对青年亚文化群体又可作进一步的分类，诸多类别，不易把握，只能择取其中变动最为剧烈的几类群体进行典型分析，借以省察道德传统的超越和道德人格的转型在青年文化层面的表征。 大学生群体：寻找“自我”中的迷茫 人生价值观是道德人格系统的核心。身为“天之骄子”，大学生这个特殊青年群体的人生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鲜明地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迁。这一轨迹折射出大学生由迷茫中寻找“自我”，到个体追求实用功利化的变动。 十年“文革”，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濒于崩溃的经济和荒芜萧条的文化，更有深重的心理创伤。虚幻的国家共同体，在一个声音、一种思想的秩序景观中，达到了极端的异化，个人价值也在“钉子精神”的“无我”教化中得以消失。1978年，当几十万青年中的精英分子，以高考竞技场上胜利者的姿态，满怀激情地步入大学校门时，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主义忧患意识主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同时也对“文革”进行不断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所坚信和追求的理想与现实竟有着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是如此之艰辛，人生的目的又是那样的飘乎不定。他们彷徨、苦闷，禁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1980年5月， 潘晓在《中国青年》第五期上发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立即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对“文革”中所充分展现的集体主义本位价值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大学生人生观的价值取向有了一个逆反式的变动，就是从绝对集体主义走向“自我奋斗”的绝对个人主义。一切都不可信，唯有“自我”才是最真实的。这种利己主义、个人中心论的心理定势，带着对传统文化不加思索的逆反心理倾向，使大学生在寻求一种新的能够促进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系。1980年5月掀起的人生观大讨论， 又与存在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相重合，萨特一时成为青年大学生崇拜的偶像。1982年10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救一位落入粪池的老农而献身的事迹后，许多大学生又提出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为救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农而牺牲是否有价值”的问题。可以想见，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大学生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其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秩序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