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到1996年10月,笔者对中国大陆八所大学的231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八所大学分布在中国大陆的六个地区,即北京地区2所,长江三角洲地区2所(武汉与上海),珠江三角洲地区2所(广州与深圳),西北地区1所(兰州),西南地区1所(重庆)。1994年10月和1996年10月,笔者先后对中国台湾(台湾大学354名)、香港(香港大学315名与香港浸会大学360名)和澳门(澳门大学356名)三个地区共1385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本文是根据这些调查资料而形成的研究报告,主要是比较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四个地区大学生的民主意识。 一、大学生的民主观 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内涵是什么?民主观就是对这些问题总的回答或一般的看法。“民主”有多层含义,也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解释,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总是从不民主走向民主,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过渡的民主化过程。民主化的浪潮犹如“滚滚长江东逝水”,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和演变,发展成为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在内的各种各具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社会主义中国长大的大学生,他们对这种民主的认识有多深呢?尤其是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不断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冲击,这对他们的民主观念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在港澳台地区长大的大学生,他们的民主观念又有什么特点,对民主内涵的认识又有多深?他们的民主观与内地大学生有什么区别? 我们对被访问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您认为怎样的政府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呢?”并列出了12个答案,被访问者可以作多项选择(最多选5项)。这12个答案实际上是测量“民主”变量的具体指标。表1是根据笔者所设计的民主测量指标体系对中国大学生民主观进行测量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大学生民主观的结构。这个结构一方面反映了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大学生民主观的差异,另一方面,反映了四地大学生民主观念的特征。 表1 大学生民主观的测量表 单位:百分比
注:在给台湾大学生填写的问卷上,这一题目注明“可选三项”,民主变量的指标设计共有七项:廉洁公正、按法律办事、行政效率高、听取民意和照顾人民利益、政府由人民选举出来、人民有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原则。 大陆大学生在回答“怎样的政府才是民主的政府”这一提问时,选择最多的是“廉洁公正的政府”这一指标,共有81.9%的被访者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其次,选择“依法办事”、“决策透明度高”、“行政效率高”这三项指标的,分别有73.8%、64.5%和61.7%的被访者,也就是说,其重要程度分别处于第二、三、四位。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大学生所首选的四项民主变量指标,都与政府机构的实际运作和办事作风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方面反映出大学生对政府行为廉洁、高效、民主和公开有很高的期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90年代的大学生对目前部分政府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有法不依、行政透明度不高和行政效率低等现象的不满情绪。 在大陆大学生心目中,第五、六、七项的民主观念取向分别是“政府由人民选举出来”、“听取民意、照顾人民利益”和“给予人民充分的言论自由”;分别有56.1%、49.7%和48.0%的人选择上述指标。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上,老百姓一般依靠和期望政府照顾他们的利益。这种传统似乎仍然根植于中国大学生心中。不过,若仔细分析,“听取民意、照顾市民利益”这个指标有两个含义:一是“听取民意”,二是“照顾人民利益”。大多数被访者倾向于赞同政府应该广泛听取民意,因为只有16.4%的人认为一个民主的政府应该“待民如子女”的说法。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父母官”角色,已不再被大多数的大学生认同。尽管大陆学生的民主意识结构中“人民选举产生政府”和“言论自由”指标排到了第5位和7位,但仍有一半左右的大学生肯定了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的重要价值。这反映出中国大陆大学生对民主思想认识有一定的深度。相对来说,中国大陆大学生比较重视政府施政的实效和作风,倾向于将“民主政府”等同于“好政府”,强调了民主的最终目的——成为一个“好政府”,而对民主程序或“民主技术”重视不够,忽视了民主手段的科学性和民主过程的合理性。 大陆大学生对民主程序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还体现在对“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看法上面。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是社会主义民主机制的基本原则,但分别只有21.9%和18.1%的被访者把它作为民主的首要要素。至于“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在中国大陆被视为资本主义民主原则和制度而受到抵制,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完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所以,这两项指标被列为最低位置,第11和第12位,不足一成的被访者认为它们是民主的构成要素。对此,笔者不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