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青年思想的活动主体——即不断生长、更新的主体部分—主要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冲破思想禁锢，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所必然要出现的激进实践时期；第三个时期则是反思与迷茫的时期。如果要做出某种预测的话，可以说第四个时期的特征似乎已见端倪，那就是务实与建设性的时期。 上述三个主要时期各自具有鲜明的特征，同时在时间与逻辑上又是连续相承的。但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是所有上述过程的共同之处，亦即贯穿这三个时期乃至可能到来的第四个时期的主线无外是：中国青年思想、观念的活动主体在西方文化的深厚背景下对当代中国现实所作出的反应。我认为，抓住了这条线索就把握了追朔近20年来中国青年思想主体变动的来龙以及瞻望中国青年思想未来走向的去脉。为此，有必要对这几个阶段的特点作些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1、思想解放时期 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局面在思想、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造成了长期的禁锢和封闭。此外，“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以及文革动乱所造成的深刻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了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混乱，以至最终构成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而所有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本质上都不可能依靠长期控制得到解决，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合法性重建。 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既是对这种危机的反应，也是试图建立新的合法性的重大尝试。反应到意识形态领域，它必然要求以思想解放开路。 对思想解放迅速作出反应的首先是知识青年，在经历长期痛苦、迷茫的困惑之后，他们渴望汲取与以往不同的各种新思想、新知识，以便重新确立自身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的意义，寻求社会改造的精神力量。70年代末期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思想“启蒙”的热情。这种强大的冲动一下子就突破了以往的思想禁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积极效果。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对“左”的思想和实践的反思、质疑与批判，但这还并不意味着与以往正统观念的断裂。因此，在众多的西方思想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批判理论倍受青睐。在当时知识青年的主流中，与其说是要与过去决裂，不如说是要予以某种修正。 2、激进行动时期 在80年代初期接触、吸收一些西方思想、文化以后，这些并未经系统地学习、研究与整理过的五花八门的概念、范畴、学说、思想，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在知识青年中立即成为表达不满与希望以及要求清除种种社会弊端、加速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合法性来源。应该说其主流依然是进步的批判性的，只是从未认真地结合中国的国情产生出冷静客观思考，从而不能较为现实、系统地指出中国的问题所在及解决方案，因此激进的全盘西化或差不多与之类似的情绪、语言和主张经常是他们可以得到的、现成的主要表达工具。自然，在实践上有意无意地就将激进主义推上了领导地位，无论他们的真正意愿如何。 3、反思与迷茫时期 企图照搬西方模式的激进实践受到挫折之后，知识青年开始了重新进入反思与迷茫状态。如果说思想解放时期的反思、批判与瞻望是一种启蒙式的轻松乐观的话，那么这一次却显得沉重与悲观。这一时期的最大意义在于，知识青年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历史、实践和思想尽管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和经验，但是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条件迥异的国度里，无论激进的全盘西化、单纯的拿来主义或是乐观的现代化观点和与主张都显得过分简单和不尽如人意。中国的知识青年一夜间突然失去了他们似曾看到的方向，思想和行动都陷入迷茫与彷徨之中，牢骚与不满、消极与冷漠、抵触与不合作、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随之成为这一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要生存状态及表达方式。 4、建设与创新时期的来临 进入90年代中期，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进程出人意料地加快了，这对中国既是空前的机遇也是重大的挑战。机遇在于中国必须义无返顾的向前走；挑战是中国人必须回答和解决走到哪里去的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青年知识群体立即作出反应。对旧体制弊端的新的一轮的批判以及对民族意识的复归是这种反应的基本方式。 中国从哪里来以及中国要往何处去？如此现实同时也是如此重大的历史性问题严峻地矗立在当代中国青年面前。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各个层次都在各自的条件中、以不同的经历方式感受到了它的压力和沉重。其中有责任感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严肃认真的思考。我们有理由期望这是中国青年、特别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更加成熟的良好契机，从而为中国开创一个建设与创新的二十一世纪。 当代中国青年最大优点在于他们没有老一代人那种对前途的乐观，没有了这种乐观，也就消弱了“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的精神基础，这对下世纪的中国或许是一大幸事。 以上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状况的简要回顾，这里所说的四个阶段只是试图对80年代到本世纪末中国青年经历作出大致的概括。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阶段不是从起始到终结的直线发展，而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每一次循环必有某种新的意义。从“维新运动”到“国民革命”，从“五四运动”到“49年革命”、再到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都是这种历程的特定形式。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在内在逻辑上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些壮丽的、戏剧性的历史转变正是以各个时代的中国青年为主体的中国人在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中国生存现实作出的反应。要把握明天，先要把握青年人。这是当代中国青年研究最重大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