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青少年研究所曾对省内10个县（市）、区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部分团干、团员、青年搞过一个调查，问了一些很直白的问题，例如：“团组织是否可有可无”，回答普遍表示“不太同意”或“不同意”；在问及“您是否想过加入共青团”，受调查者中非团员的青年100%回答说“想”。 问卷的设计者可谓用心良苦，他们对广东青年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形势中到底怎么看共青团心里没底。 团中央的一位领导在广东曾对团干部们说：这几年市场经济对团的工作的冲击比其他行业其他单位要大，市场经济就是竞争，按市场需要来分配资源。团组织要教育青年，主要是运用政治资源，比如用行动口号，用团日活动，用荣誉称号来号召引导，这些资源现在却没那么稳定了，怎么办？ 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几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发的其他社会现象一同出现，在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广东，它至少向团组织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如何从变化了的青年需要出发，改进方法和手段，有效地教育、引导和服务青年；如何根据青年群体结构的变化，努力团结和凝聚高层次青年人才；如何按照广东经济社会组织的结构变化，调整和完善团的组织设置、工作内容和运行机制。 1997年新年钟声敲响前的一天，团广东省委书记潘逸阳在团省委全会上颇为自信地说，团的工作要力求新突破，要与广东经济发展地位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 自信来自不懈的探寻和艰苦的努力。 绷紧一根弦——服务青年是关系到团组织生存的大事 提起广东，内地人马上会联想出的字眼多是“有钱”、“发达”，殊不知，广东有50个山区县市，占全省面积的65%，人口占41%。与全国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青年一样，广东山区青年渴望摆脱贫困，致富成材。国家级贫困县——广东阳山县一位青年农民说：“谁能帮我富起来，我就认谁。” 这几年农村团组织危机四伏：基层团支部只剩一块空牌子，团员大量流失，团支部书记甚至乡镇团委书记仅仅是个空头衔。 有人说，山区农村团组织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凝聚青年，它将在下一世纪消失。这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在团省委书记潘逸阳心里却有一份沉甸甸的重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青年的兴奋点越来越集中在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上，迫切需要团组织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他由此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关系团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共青团只有为青年服务了，才谈得上团结、教育和带领青年。 1995年6月，团广东省委提出，以在集体经济年纯收入3万元以下的农村管理区团组织中兴办服务项目和实体为重点，逐步建立完善农村青年致富成材的服务体系，全面焕发全省近3万个农村团组织的活力。 团省委拨了8万元在粤西山区郁南县搞“稻鱼共生”试点， 到去年7月底，800亩试验田喜获丰收，每亩增产稻谷过百斤，收获鲜鱼500 斤，总收入是单纯种水稻的三倍多。 服务，拉近了团组织与青年的距离，团支部成了交流技术经验的集散地。一个青年农民说：“团组织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致富路，跟着团组织干心里踏实。” 团干部在人们心目中又变得重要了。英德市波罗镇党委决定，创办了致富项目的村团支书全部由兼职转为专职，由镇政府统一发工资。 外出打工的青年也回来了。新丰县的赖春梅从深圳打工返乡，当上了团支书，与回乡青年承包鱼塘，很快致富。 服务成了广东上上下下团干部们的共识。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青年的实际困难进入了团组织服务的视野。团广东省委提出，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踏上这块热土，就“同是广东建设者”。 外来青工涌入东莞，人地生疏，求职无门，滞留在车站里、天桥下。团东莞市委就办起了青年咨询服务中心，为他们介绍职业，及时安置，避免出现犯罪等社会问题。 团广州市委把外来青工比作南飞的大雁，推出了“金雁计划”。他们联合劳动部门向用工企业提出了为外来工办一件实事，建立一个外来青工的联系网络，开辟一条沟通外来青工的思想渠道等“八个一”。团市委还在外来青工中开展了“十佳百优”外来青工评选，当选“十佳”的转为广州市户口免城市增容费。 服务的视线还投向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特殊青少年群体，团广州市委实施了“金不换工程”，成立了特邀陪审员队伍。据调查，经法院和共青团特邀陪审员追踪教育的缓刑少年犯，均未重新犯罪，不少缓刑少年犯都慢慢向好的方向转化，其中有两人考上了大学，5人考入了中学。 一位因盗窃被判刑二年缓刑二年的青年，在共青团特邀陪审员的帮助下改过自新，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考上了大学，学校却因他的污点而拒绝录取。团市委书记奔走于各有关部门之间，市委副书记亲自批示，终使回头浪子带上了大学的校徽。 拢住一群人——凝聚“三高青年”群体，就靠近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 何武全是珠海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却经常到团市委“上班”，熟悉何的人都说他对共青团有“瘾”。 “瘾”从何来？与珠江三角洲大多数成功的老板一样，何武全首先看中的是经济利益，他的“瘾”是与团市委合搞集体婚礼后培养起来的。他说：“团市委是个干事的地方。” 团干部们认为，团的工作社会化主要是应当善于利用和开掘社会资源；而一批先富起来的老板们想通过团组织的手段由“富”而“贵”，两者一拍即合，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