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察 1996年社会生活总的特点是：积极而平稳，社会心理也因此是积极而平稳的。所以，有人这样评价1996:1996 年最大的收获不仅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高通胀的有效控制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更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社会心理的成熟上。这是1996年最为显著的特点。而在整个社会中，青年社会心理的成熟和发展又表现得尤为明显。1996年青年的社会心理的发展或者说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从个人生活领域来说，青年的选择和态度更趋合理，求稳、求富、求技能成为青年个人生活尤其是职业生活的重要特点。据此，我们可以把青年分为四种人，一种是求稳的人。他们最看重职业的稳定性，看重职业的社会评价和相应的福利保障。在1996年里，公务员招考竞争非常激烈，常常是一个职位有十几个、几十个人竞争。这同前几年纷纷下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响应的是，跳槽的人同以前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频率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降低。而最为重要的变化是，跳槽不单单是体制内的人往体制外跳，体制外的人往体制内流动也大有人在。这在以前也是很少见的。二是求富的人。这些人包括炒股者、下海者、外企员工以及各种从事金融、房地产交易的年轻人。这些人最看重工作的经济收益和工作的挑战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但同时，他们也存在着忧虑，所以，这些人的构成并不稳定，往体制内跳的人也不少。据《东方时空》在1996年岁尾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体制外”的人虽然感到自己的钱比原来多了，但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表明了他们的不满足感。三是既求稳又求富的人。但是，一个职业既要稳定又要有较高的收入保证，一般是很困难的。当然还有一个既不稳、又不富的下岗群体，他们属于需要社会特殊关注并给予特别关照的人。 在青年与社会的关系上，1996年的青年更为成熟。具体表现在：青年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对社会现行政策基本满意，对政府的期望值进一步攀升。国家体改委于1996年12月完成的调查表明，“尽管中国城镇居民面临着体制转轨带来的种种压力，但依然对政府充满信心，继续保持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态度。”几项有关青年的调查也有力地支持了青年的这一倾向。 同1995年相比，青年对加强社会治安、治理社会经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反腐倡廉等方面的信心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国家体改委的调查表明：1996年居民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60.7%的人认为有信心，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判断也同样适合于青年。尤其是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回归这一问题上的作为更增添了中国青年对于政府处理重大问题的信心。可以预见，如果社会不发生大的波动，青年与社会、青年与政府间的这种相互信任和一致性关系还可以在未来几年里得到发展。 在谈到1996年青年的社会心理时，我们不能不谈到青年中强烈的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在近些年里，我们从没有这么多的事件像1996年一样一次次地撞击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主意识。这一年里这样的事件包括：从1月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到12 月产生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香港回归成为全年的热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政府设置障碍，粗暴干涉我国和他国内政，引起世界人民的公愤；奥运会上，一味以全球老大自居的美国对中国运动员的不平等待遇以及美国组织者暴露出的种种不公和不周；天津光荣公司四青年为抵制不良软件而毅然辞职……新闻传播媒介及时地报道了这些问题，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绪，给青年上了爱国主义的生动一课。 爱国情绪和民族自主意识更为直接地在青年的阅读中表现出来。 1996年，大众政治读物一直热销，成为近些年来少有的景观。有关革命领袖的书籍、有关革命传统的书籍、有关共和国历史的书籍、有关中国发展的书籍、有关中外关系的书籍，都受到了青年人的青睐，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阅读热潮。尤其是一批年轻人撰写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更是引起了相当大面积青年的关注。 其实好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何新就有类似的论断和观点出现。《中国可以说不》的一些观点和情绪在何新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且比这种书严谨得多。肢是，何新并未引起这几个年轻人今天所能有的影响。这不是何新的问题，而是因为时间到了1996年，社会心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何新饭鼻论断的时候，我们正被西返中心笼罩着。何新的论断再正确，也很难让人信服。但《中国可以说不》出笼的时候滑我们的国力比原来强多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示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另外，这些年随着中国公民大量地涌出国门以及媒体的多方面宣传，使得中国青年对外国的认识也比以前全面得多、客观得多。这也有助于鼓舞中国青年的志气。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一种摆脱西方中心的情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但是，在民族自主意识这个问题上，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理性的民族自主意识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国力的清醒认识上，如果对国力的估计过于乐观，我们就会“夜郎自大”，放松发展的步伐，贻误发展时机，或者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会表现得过于激进，动辄说不，那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就目前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讲，我们还没有达到全面说不的能力，我们还必须加紧练内功，加快发展步伐，增强综合国力。在1996年里，我们似乎疏忽了这一方面的引导工作。尤其是有关方面的职能部门和主流传媒对此态度暧昧或者闭口不谈，使我们丧失了引导的最好时机。二是理性的民族自主意识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同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联系在一起，在当今世界，这显然是不合潮流的。在当前和今后，我们都需要警惕民族自主意识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