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3)04-0084-10 唐人墓志因系唐代埋入地下的第一手历史实物资料，弥足珍贵，是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唐代历史地理新的实物资料，一定意义上关系到隋唐史及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突破和深化。近年来随着在陕西、河南及全国其他地方唐人墓志的不断发现，业已引起国内考古学、中国古代史、文学史、书法史及历史地理学界学人愈来愈多的关注和重视，作为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最新文物资料而不断引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被饶宗颐先生称之为“继甲骨、简牍、敦煌写卷、内库档案之后第五种新出史料”。晚清以来劳格、陈寅恪、岑仲勉、唐长孺、谷霁光及西人沙畹、伯希和及近年日本学者户崎哲彦、气贺泽保规等均曾利用新发现唐人墓志进行隋唐舆地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个案成果。迄今学术界对唐人碑铭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考古学、文献学、书法史及历史人物生平本事考订方面，利用唐人墓志研究唐代历史地理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引人瞩目①。唐人墓志中有丰富的唐代地名、政区地理、军事地理、交通地理、文化地理包括唐人地理观念信息，都是正史文献很少记载的资料，值得给予充分重视。迄今学界对唐人墓志中的历史地理资料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唐人墓志中所涉及的生态、灾害、交通、政区、地域、人地关系、地域观念等更是很少有人问津。笔者因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近年对出土唐人墓志中的历史地理资料作了一些初步研读、整理，深感其对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下面试从四个方面加以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请教于方家。 一 新出唐人墓志与唐两京地理研究的深化 唐国都长安及其陪都洛阳时称西京和东都，是公元7—9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建筑规模最为雄伟壮丽的国际大都市②。关于唐两京的规模、形制、坊里等问题，考古、文物、历史地理学界已经探讨多年，历史文献如韦述《两京新记》、宋敏求《长安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在复原唐两地区都城原貌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卓越贡献，但对两京大量的街市坊里、苑囿渠池、名人宅第的分布和位置来说，许多问题仍然尚未明了。而目前出土的唐人墓志以两京地区数量最巨，唐人墓志中的相关记载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空白，诚如学者所说唐人墓志“对研究隋唐两京的城市建设、古都风貌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史料”③。 长安、洛阳作为大唐王朝的国都与陪都，号称东、西两京，是唐朝政治、文化中心，加之长安城东、西、南郊诸原与洛阳北郊邙山为唐朝达官贵戚墓葬集中地，因此两地出土发现的唐代碑石资料最为集中和丰富。近一个世纪以来出土的唐人墓志大约百分之九十即来自两京地区。长安、洛阳地区出土的唐人墓志于唐两京城市及其郊区地理研究价值重大，清人徐松、今人武伯纶、杨鸿年、辛德勇、李健超、赵振华、张剑等均利用唐人墓志对唐长安、洛阳城坊(里)、名人宅邸、郊区景观等作了富有意义的探索④，刊布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尚在探索之中。据李健超多年的研究，隋唐墓志首先补充和丰富了两京坊里宅第研究的内容，在增补两京名人宅第(包括两京建造者的宅第)、公主王孙宅第、陈朝陈氏皇族后裔宅第、宦官在两京的宅第、西域胡人在两京的宅第、唐代文学名人及其书画家的宅第、流寓隋唐两京的高丽、百济人的府第名称、位置等方面，一些原来无法明了的问题都因出土墓志的发现得到证实，墓志还对当时两京城内外一些佛寺、道观，包括外来的祅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的寺院位置、分布有重要的佐证意义。清代学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虽为研究唐代长安、洛阳城市地理的经典名著，但记录多有阙略，且详于长安而略于洛阳，甚至于一些重要的坊里如西京延祚坊、通善坊，东京福善坊、德懋坊、进德坊、富教坊、嘉猷坊中的宅第在该书中皆无具体内容，而墓志中则很大程度补充了这方面的空白。目前墓志中涉及的两京坊里宅第已经与文献提及的原数目相接近。同时新出土的唐人墓志还对《唐两京城坊考》有重要检验、印证意义，得出“从出土唐墓志来检验(《唐两京城坊考》)，绝大部分内容是正确的、可信的”结论⑤。张剑则利用近年来洛阳地区出土的墓志揭示了洛阳城近郊王城、成周、谷城、祝融城、唐米城、北月城、新城、河阳城等八座古城的存在及其部分古城的坐落位置⑥。 如果说隋唐两京城坊多少还有历史文献作为基本记载的话，那么若要复原唐两京所辖乡里分布及其地名，唐人墓志就更是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据宋敏求《长安志》，唐朝长安城郊有104乡，其中万年县有45乡，长安县有59乡，但至北宋时人们对此已经知之甚少，《长安志》仅记13乡8里；虽然北宋张礼《游城南记》、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有所补充，但距实际乡里数字仍然相差甚远。幸运的是上世纪以来随着西安、洛阳城市建设的发展，出土了大量唐人墓志，并且大多被有关考古、文博单位收藏和整理出版，为钩沉考索已经湮没在岁月烟尘中的唐代两京郊区乡村里提供了有力的新资料，使得一定程度上复原唐东、西两都所辖乡里成为可能。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至今，武伯纶、杜文玉、李健超、张剑、程义、王原茵及日本学者爱宕元等皆曾运用出土唐人墓志所载葬地对长安、洛阳城郊的乡里进行考索，丰富了对唐两京郊区乡里的认识。其中武伯纶考证出了长安、万年县七十二个乡里，大大超过了宋敏求《长安志》所载的数量⑦，拓荒之功不可磨灭。王原茵通过对出土于西安郊区的隋唐墓志分析，复原了墓志所见的乡、村、里、原所在方位，并探讨了葬地与出土地古今地名的演变⑧。近年来程义又继武伯纶研究之后，以新近出土墓志资料增补了隋代14乡、5里，唐代16乡、33村、19里，并发现唐代长安郊区的乡名基本上沿袭隋代之旧，但乡和里分属不同的系统，之间无统辖关系⑨。近年出土的《杜玄礼墓志》载墓主生前于开元七年“于京城西开远门外七里临睪(皋)驿前，预修砖堂塔一所。北边秦甸，斜接上林。南望周原，旁临通漕。左瞻凤阙，右接鲸池。平陆坦然，寔为信美”⑩。寥寥数语，将唐长安西郊馆驿、漕渠、陂池、原野等景观摄录下来，十分逼真形象，是为唐长安西部郊区的一条新史料。按“临睪驿”当为临皋驿之笔误，该驿在长安开远门外龙首乡。宋敏求《长安志》云：“临皋驿在县西北一十里开远门外，今废”(11)。关于此临皋驿，除《杜玄礼墓志》外，另有两方唐人墓志也曾提及。《王守节墓志》称墓主葬于“临皋驿之平原”(12)；《史堵颖墓志》也称史氏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小严里，并说“小严村即开远门外临皋驿西南”(13)，可见并非孤证。这三方墓志对于复原唐长安西部郊区交通与景观地理有重要实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