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1-0134-08 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时，“国家版图”的表达是极其重要的内容，它是反映历代国家政权政治区域——疆域与行政区划的要件，其中最难处理的便是藩属国与中央政权——宗主国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是，藩属国是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宗主国对其不存在领土主权，也就是说，宗主权不等于主权，宗主国的国家版图不应包括藩属国；另一种观点是，藩属国既然臣属于宗主国，那么它在名份上就不是独立国，而是宗主国的特殊领地，应该划入宗主国国家版图。在是否将藩属国划入宗主国国家版图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五服制”恰好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把绝对好使的钥匙。 一、五服制与中国政区圈层结构思想 五服制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的记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周振鹤先生对此有精辟的阐释：“五服制正是封建制的理想化，从中心统治区向外围水波纹似的推开去，正和‘商郊牧野’和国野制度的圈层型结构——城外是郊，郊外是牧，牧外是野——相似。”周先生进而认为：《禹贡》中的九州制是以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为表征的政治地理区划，五服制则是理想的政治地理格局。而且他上溯到更早的渊源：“圈层状的地理结构最远可溯源至原始社会的部落分布形态。”① 五服制提到了很多空间距离数据，因此，研究五服的形态首先要弄清楚它们到底与地理空间有什么关系。笔者想在周先生这个观点的基础上，细化对这些圈层形态的认识。 从《禹贡》的文字看，它是一个最里面的圈层，即是以都城为中心，半径为五百里的空间范围。这五百里中，又分为五个子圈层，每个子圈层径距为一百里。 为什么每个子圈层径距为一百里？从来没人解释过。表面看来，它只是一个百位整数，好像只为统计方便，其实是有实用意义的，并非纯粹是理想化的数据。我们知道，一个人平均每日步行一般就是一百里，骑马就是二百里，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在外面住宿的话，每日活动半径最多也就是一百里，超出这个数字，他就必须在外面住宿。所以，住在城中的农民或奴隶如果要把收获的庄稼(赋物)连根拔起运回的话(根茎可以沤肥，秸杆可做饲料和燃料)，收获范围就不能超过一百里，即所谓“百里纳总”。超过一百里，通常是由住在“野”地的农民或奴隶交纳(否则城中出去的人就得在外面住一宿)，限于运输能力和不必要的根，就只有运回带穗秸杆最合适，即所谓“百里纳铚”。再超过一百里，因为同样的道理，只须运回带谷的穗最合适(秸服)。四百里的粟和五百里的米，则是带壳的谷和去壳的谷物的区别(也有人认为是粗米与精米的区别)，都是为了减轻运输的负担。显然，这五个子圈层的划分，并不是凭空想像。 《周礼·大行人》有载：“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周礼·职方氏》亦曰：“方千里曰王畿。”“方千里”即指东西南北直径为千里，与甸服的半径为五百里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禹贡》的甸服就是《周礼》的邦畿、王畿，故有人释甸服为畿服。而且从上面的赋物运输来看，《禹贡》的“甸服”是直接面向都城服务的，因此在结构上可视其为中央(或国王)直辖行政区。在夏、商、周三代，王畿其实就是它们的都城迁徙范围。如夏代的阳城(登封)、斟鄩(偃师)、帝丘(濮阳)、原(济源)、老丘(开封)、安邑(夏县)、平阳(临汾)等，直径也就在500公里范围内。 但是，在晚出的《周礼》九服中，是不包括王畿的，王畿外五百里是侯服，侯服之外五百里才是甸服。笔者认为《周礼》是将侯服与甸服的顺序记错了，应该甸服在里，侯服在外，这样才与《禹贡》符合。与《周礼》同时或稍晚的《礼记·少礼》也说：“纳甸(田赋)于有司。”有司即都城有司，《史记·周本纪》也很明确：“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这充分证明甸服应该比侯服靠内。 这里又牵涉一个问题，畿服与甸服究竟是两服还是一服？笔者认为《禹贡》五服制反映的是春秋以前的情况，那时还没有出现介于王畿和诸侯之间的郡县，所以《禹贡》的甸服就是指王畿。而《周礼》九服制反映的是战国以后的情况(九服内容可能是汉武帝时人所加)，其甸服应该是指作为王畿外延的郡县地区，这样才能解释上述矛盾。 战国七雄先后称王，即意味着它们独立建国于周朝之外，它们的都城附近也成为各自的王畿，但直径未必都有千里。这以后，“邦畿千里”才脱离了实用的地理空间，演变成为一个可大可小的核心圈层的结构概念。秦的内史，汉的司隶，唐的东西两畿，辽和蒙古的宫帐，元的腹里，明清的直隶，民国的直辖(特别、院辖)市，都是它的流变。 九服制将甸服从王畿中剥离出来，单独成为一个新圈层，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行政区划——郡县，它们是列国开疆拓土后形成的新领地，在新兴封建制的鼓动下，国君们越来越喜欢将它们作为新王畿，不再分封。由于它们或不与王畿相连，或路途较远，只得委官管理，因此郡县实际上只是王畿的扩大，郡即“君邑”的合体，县(通悬)即悬绝在外的飞地，用甸服来表示是极为恰当的。 《禹贡》侯服是甸服外面的第一个圈层，里面又分三个子圈层：“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周礼》九服中，除侯服外，增加了男服和采服，显然都是从原来的侯服子圈层升格而来。它反映的应该是与国王关系较为密切的近亲诸侯分布范围。《禹贡》侯服距离王城在五百里至一千里之间，如果以洛阳为中心的话，大概包括大多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诸侯地区，如晋、卫、鲁、曹、宋、蔡、陈、郑、许等以近亲封建为主之国，各国大夫的采邑也包含在内。《周礼》将侯服一分为三，空间范围向外扩大到二千里，南到长江，北到燕山，不仅是燕、齐、楚、秦等异姓为主之国，也正是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刘姓诸侯国的分布范围。这表明九服制作者试图在五服制框架内解决近亲诸侯地域范围扩大的问题，也就是想通过升格子圈层的方式将近亲诸侯的范围向外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