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1820/dlkxjz.2013.12.001 修订日期：2013-11. 1 引言 在中国城市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空间成为城市空间重构最为剧烈以及城市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域，从而得到城市地理学者、城市规划及城市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城市快速郊区化所伴随的能源资源消耗、交通拥堵、社会冲突等现实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对郊区化动因及空间模式的反思(柴彦威等，2010)。传统发展模式对城市能源、资源、环境等要素构成了极大压力，优化现有城市空间结构、建设低碳城市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潘海啸，2010；仇保兴，2012)。在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之下，学者们提出应从优化与调整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发展模式出发，来应对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中所伴随的生态与社会环境负面影响，强调基于个体日常生活圈的城市空间优化布局方案，从低碳城市建设与个体行为优化引导两方面进行调控(柴彦威等，2011a)。 近年来，中国城市空间研究也开始出现行为转向，即逐渐对人的空间行为予以正面关注，空间行为与行为空间研究的重要性逐步得到认可。从人的日常生活活动的微观视角考察宏观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和城市日常活动系统是人类空间行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直接反映行为空间形成机制、分布特征及其与实体空间的相互关系，并为城市社会生活及其空间体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活动空间是理解个人行为最为主要的方面，其研究问题集中体现了行为空间研究中的关键议题(柴彦威等，2008)。 郊区化进程不仅重塑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郊区空间独特的建成环境与人文景观，还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与生活活动空间的重构。传统的郊区化研究侧重于城市形态和经济功能的演变，进入21世纪以来，从社会空间的视角来研究郊区化，尤其探讨郊区化对居民日常生活经历的影响，与居民生活方式变迁、生活活动空间重构以及社会网络重建之间的关系，成为郊区化研究的新热点(冯健等，2013)。郊区化过程中，老城区传统社区的社会网络被迫重建；居住与就业、服务等的空间分离使得郊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发生重构；社会极化与居住分异在郊区愈演愈烈。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成为继人口、工业、商业及办公业等郊区化浪潮之后郊区化发展的新趋势。 本文旨在尝试从生活活动空间的视角来拓展中国城市郊区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试图构建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研究框架及方法体系。首先，结合地理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提出郊区化研究的新视角——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然后，分别从生命时间(长期)与生活时间(日常)尺度，以及不同层次的空间尺度，探讨生活活动空间郊区化的内涵及测度方法，进而提出开展生活活动空间郊区化过程与机理研究的路径。 2 郊区化研究的新视角：生活活动空间的郊区化 基于对郊区内涵的不同理解，郊区化研究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地理学与社会学对郊区化现象的关注视角便有显著区别。 2.1 地理学视角下的郊区化研究 尽管地理学者对于郊区化的定义在学界还存在争论：一是将郊区化看作是城市要素由内向外的离心运动过程，即狭义的郊区化；二是将郊区化看作是城市要素离心扩散和向心增长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广义的郊区化(柴彦威，1995)；但地理学家均强调作为地理空间的郊区，即将郊区看作与城市中心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地域空间。在此基础上，研究城市要素在“城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空间集中与分散过程，便成为地理学研究郊区化的基本范式。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特殊背景下，郊区化进程中城市要素的向心集中与离心分散共同存在。因此，早期关于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实证研究多围绕人口、工业、商业及办公业等城市要素在城市空间中的集聚与分散的格局描述与机制分析展开(冯健，2001)。研究思路上，首先是对城市地域类型进行划分，界定城市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等不同地域类型及其边界，进而借助人口、住房、产值或用地等普查数据或者调查数据，定量地分析上述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趋势。 近期地理学及城市规划对于郊区化及郊区地域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郊区化背景下郊区与城市中心的地域结构演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经历的影响(Novak et al，2007)。对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已有研究表明，人口与产业的郊区化及居住隔离所导致的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使得城市中心的种族群体、低收入群体面临着就业可达性下降、失业率增高等严峻挑战(Kain，1992；Preston et al，1999)。零售业郊区化背景下，美国城市中大型零售设施迁往郊区，导致城市中心区因缺乏供应生鲜等健康食品的零售设施而出现所谓“食品荒漠”，进而导致城市中心区的低收入群体面临肥胖等不良的健康后果(Paez et al，2013；Gordon et al，2011)。美国城市郊区化所导致的郊区白人已婚女性面临就业可达性降低的困境被学术界称为“空间陷阱”假说(England，1993；Rapino et al，2011；Wheatley，2013)。在美国、日本的郊区地带，已婚有小孩的女性往往由于家庭照料活动的时空制约无法承受长距离通勤，而在郊区居住区附近从事兼职工作甚至放弃就业机会(Kwan，1999)。在日本大都市区的郊区地带，白天居住区附近是已婚有小孩女性的生活空间，而男性大多仍要承受长距离通勤，去往城市中心区工作，形成相对割裂的生活空间(Okamoto，1997)。尽管近年来，美国、日本一些大都市区的郊区地带不断发展成为相对综合性的“郊区核”、“郊区中心”，本地化的就业机会与大型零售设施不断形成，郊区居民的生活空间呈现本地化趋势，但中产阶级回归城市中心及“绅士化”(Gentrification)推动的城市更新侧面反映出，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并非像郊区化初期所描绘的“郊区梦”那样具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