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3)11-1293-09 修订日期：2013-03-25 空间生产已经成为目前中西方地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地理学界也已经开始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1，2]。这其中不仅包括对空间概念的重新理解[3-7]、对相关理论的深化总结[8-12]，也包括对重要著作及作者的介绍[13-17]和初步的案例研究尝试[18-27]。但是，由于这一理论源于哲学层面的思考，因而虽然经由哈维等地理学家的拓展和充实，在分析运用上仍然较难操作。同时，目前对该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还存在2种疑惑或误解。一方面，对空间生产有过于简单化理解的倾向——似乎空间生产就是新的实体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如新城建设、城市美化、旧城更新，对表征的空间、空间实践和空间过程背后深刻的社会(指广义上的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力量涉及甚少，从而失去了其理论原初的魅力所在——联系性和社会性才是其相对先前的康德主义的空间观和计量革命范式下的系统观的优越性所在。另一方面，对空间生产还有过于宽泛化理解的倾向——似乎空间生产作为一个概念的“箩筐”可以无所不包，看似新颖的“瓶子”里装的仍然是“形成模式”语境下的“老酒”，只是把原来作为背景的空间换成了作为对象的空间、将熟知的内容赋予了“玄化”的概念，从而丧失了该理论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和求实的辩证性分析。 因此，对空间生产的理论探讨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一方面需要摒弃空间拜物教(spatial fetishism)的框架，另一方面应该去掉文字游戏(或虚构主义)的面纱。本文是校正上述2种偏差的初步尝试：一方面意在通过回归空间生产的经典文献(以Harvey的研究为主)而能够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尝试通过整合哈维和福柯的2种不同的空间理论视角对之前的粗糙框架加以具化和修正。 文章的以下部分首先讨论上述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接下来通过对哈维著作的梳理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空间生产的核心方法和视角，并简要评述其理论的局限和可供借鉴之处；继而分析福柯关于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的空间视角；最后，作者对二者的空间视角进行了总结，并基于中国的背景探讨其优缺点，从研究展望和学者责任的角度探讨在未来应用和扩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1 回归经典——从哈维到福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根植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性中，无论是阶级分化、人的异化还是资本积累的断裂和可持续性的危机，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密切相关。在这一框架下，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是“统治阶级”(ruling class)表达其利益并控制和剥削底层民众的媒介[28]。但是，一方面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看得见的手”的干预程度远远强于资本主义社会，因而有必要在自由主义视角和市场经济框架之外重新审视中国的“空间生产”过程；在此意义上，福柯关于“权力关系”的研究值得借鉴。另一方面，尽管不少海外学者将中国的体制界定为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中央控制的资本主义”(centrally managed capitalism)、“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甚至“封建资本主义”(feudal capitalism)，但是鲜有研究对“中国特色”的“资本”或是“阶级”进行了清晰界定，使得大部分研究主要在实证西方的概念而难以触及背后的深层机制。例如：资本的空间修复产生于资本主义内在的资本积累危机，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危机？中国的空间是否仍遵循创造性破坏的逻辑还是有其自身的特征(如对赶超的热情亦或“锦标赛”体制所致)？再如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由资本扩张还是阶级更替所推动？若是阶级更替推动，又是哪些“阶级”？若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回归到最初的经典文献——这一方面可以跳出所谓的“体制”或“特色”之争而关注其基本事实和具体过程，另一方面还可能通过理论的批判与重构完成理论“越界”(transgression)[29]，为世界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本文主要选取哈维和福柯的著作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首先，两者都是著作等身、涉足广泛的学者，且都对地理/空间有深厚的兴趣——尽管哈维在不同的阶段对空间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空间始终是其研究的“关键词”[30]；福柯同样在接受《Hérodote》杂志编辑的访谈中坦言对空间问题的关注[31]，地理成为福柯隐而不宣的(implicit)兴趣[32]，空间性也成为贯穿于福柯研究始终的擦不去的(indelible)主线[33]。其次，尽管两者的视角和观点有很大不同，但是二者的密切联系和哲学导向为彼此的对比和整合提供了可能。虽然福柯曾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34]，但正如《现代哲学》2007年第4期的3篇文章所指出，福柯在发展其学说和方法时以不带引号的形式大量借鉴了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和案例——他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句子和文章像物理学家援引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理论那样自然[35-37]，因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领袖人物——哈维之间存在不少对话的空间。同时，哈维对(后)现代的反思与福柯对现代性的诊断[38]、两者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解读(如福柯提出的实际上是“令人感动的背叛”的“忠诚”与哈维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强调相辅相成)[36]、对理性话语霸权的批判[39]、对人群划分[40]以及国家暴力的理解(如Smith等基于哈维的垄断阶级概念所提出的revanchism及“警察化”与福柯引入的Polizeiwissenschaft①有所对应)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对应。最后，两者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存在很好的互补性。总体上，如果哈维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关注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的目的性(why)，福柯对规训(disciplinarity)和治理术②(governmentality)的分析则试图解释经济剥削(exploitation)和政治统治(domination)的方式(how)[34，41]；如果说哈维采取的是“重读经典”③的研究思路，福柯则主要采取“解剖麻雀”式的微观研究方法。因此，本文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和福柯主义间的对话不仅必要，而且能够为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2个典范和重要方向。 2 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概览 哈维通过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从列斐伏尔那里汲取灵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对哈维所著述的主要的书目，叶超和杨宇振等都有过概要的梳理[30，42]。纵观哈维的著作，空间生产和城市过程几乎贯穿于其分析的始终，而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和空间景观则是其理论背后的主线。承接列斐伏尔对“空间本身的生产”和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体性内在的不平衡发展的剖析，哈维及其学生Smith深入剖析了不平衡发展的空间面向[43，44]，将不平衡不仅看作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所必然导致的地理景观、也看作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修复途径，不仅看作资本主义的地理前提、还是历史的后果，并从自然的生产的不平衡转向(人造)空间生产的不平衡[11]。这些研究不仅细化了列斐伏尔对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和空间的爆炸(explosion of spaces)的论述[45]，更将列斐伏尔对空间的三元划分进行了扩展而形成了“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系空间”和“物质空间-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的空间性(spatialities)矩阵[43]，将马克思理论系统地整合到多样化的空间生产中。而对“城市本身的理论”的关注则构成了哈维理论的另一个聚焦点[24，13]。哈维试图从资本的积累出发分析都市结构的过程及其内涵，以及城市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的作用[46]。总体上，哈维尤其关注城市化与资本循环和阶级更替的互动过程，这也是目前很多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主要入手点；相应地，资本、阶级和上层建筑(国家和表征)则构成了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的3个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