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6-0072-08 一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知识谱系维度 从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知识学谱系的角度看，我们要注意到戴维·哈维的空间理论同西方源自古代希腊的地理学传统、现代地理学发展演变的趋势之间的联系，然后才会明白戴维·哈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西方地理学的真正传统到底是什么？唐晓峰先生认为，这个传统有两个脉络：一个是“数理地理学”，另一个是描述经验现象和事实的地理学(在下文里，我把它称为“经验地理学”)。按照唐先生的说法，在古代希腊，奠定“数理地理学”这一传统的重要人物有：赞成“地圆说”的柏拉图，证明了“地圆说”的亚里士多德，测算过地球周长的埃拉托色尼，建立了地球经纬网系统的托勒密等人。在唐晓峰先生看来，数理地理学最核心的意涵在于：“数理地理学似乎向人们揭示，世界秩序中有一个几何学的本质，现实地理现象是凌乱的，若没有这个严谨的几何秩序，世界几乎无法认识。‘万物皆数’，即数目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经纬系统或可看作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在地理观上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经纬系统比现实海陆系统更接近世界地理的本质。经纬系统(以及依照这个系统分布的事物，例如温度地带)代表着世界的本质，而海陆山川的错综格局是表象世界，这就是古希腊人的两个世界。”“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1] 照此看来，如果古希腊人的知识谱系中存在着“应然”和“实然”这两个世界的话，那么，相应地就会形成追寻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和本质的知识传统(数理地理学)，以及描述、呈现和说明有关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的知识传统(经验地理学)。事实上，唐晓峰先生承认了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例如，他谈到罗马人的知识传统时说：“罗马人缺乏的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关照，而关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他们并不逊色。”“正是罗马人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欧洲道路体系与城市体系。”“罗马人缺乏理念世界的建构是一个重大缺失。”[1]“在绝大多数文明社会中，地理学的发展主要是基于经验知识，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的直接推动下，逐渐形成体系。这个现实主义的过程在古希腊并非没有，只是那套数理地理学的成就太异常，太精彩，不能不成为学术史回望的一个耀眼的焦点。”[2] 可见，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从古代希腊开始，经过罗马，乃至现代西方，都存在着以描述、呈现、说明有关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的地理学传统。不过，唐晓峰先生更加关注的是追寻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和本质的知识传统，并勾画出了这一传统的大致发展脉络：“对于地球表面，这个地理学的关注对象，上帝的作品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数学关系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阴阳五行秩序也算世界的一种一致性。一致性决定世界的原质属性、根本秩序、核心价值。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4-公元20)、洪堡(1769-1859)都在探求环境世界的一致性，只是在今人看来，洪堡做得最好，他为地球表面建立的一致性是科学的、逻辑的、功能的。洪堡因此成为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1]我们应当承认，这种追寻存在的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本质的形而上的知识传统，的确构成了西方知识谱系中强大的传统。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投射和影子的学说，可以说是这种传统中坚实的哲学基础。相信可以感知的现实世界背后存在着常人难以认识的本质的信念，在世俗世界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思想和理性主义传统的支持，在宗教世界里得到了基督教哲学的强化，因而在西方知识传统中多数时候都处于强势地位。 到戴维·哈维开始走上地理学研究道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资本主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强有力地催生了以精确的科学方法去进行地理学研究的思潮。唐晓峰先生对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潮流也做过这样的表述：“地理学家早就不甘心只做没有意思的描述。在西方，从十九世纪的‘环境决定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计量革命，他们一直在追求对因果关系、普遍规律、存在模式的发现，争相提出‘假说’，力求使人文地理学有一个‘科学’的模样。”[3]“人文地理学本不是重视理论规律的学科，最初是叙述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人文地理学家大多只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描述、分类，而不大思考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使人文地理研究在整体上，开始探讨问题的共性，追求高层次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规律、定理、法则。”[4]这些表述，大体上呈现出了戴维·哈维走上地理学之路时期的知识语境。 哈维1969年出版的第一部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恰恰就诞生在这种摆脱经验描述、追求科学理论的现实语境之中。哈维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声称：“计量革命含有一种哲学革命的意思。如果我不调整我的哲学的话，则计量化的方法将真正地把我引进死胡同……我必须决定究竟是放弃我的哲学态度(从我在剑桥6年只能称之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灌输中所稳步积累起来的)，还是放弃计量化……当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无所畏惧……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哲学，它蕴含在计量化之中。”[5]2—3从哈维的自述可以看出，他不满传统的描述式的地理学研究方法，试图将哲学与科学(定性、定量的数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打破经验主义研究的藩篱。因此，人们把哈维在这个阶段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称为“实证主义”，甚至也有人认为哈维是地理学实证主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6]。 不过，我以为，如果更全面和准确地看，可以发现，哈维摒弃了西方传统的地理学研究的现象描述方法，力图为其寻找到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要将科学方法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正如哈维在与安德森的访谈中所说：“《地理学的解释》要为我认为的该学科的核心问题寻求答案。在传统上，地理学的知识极其零碎，导致了过度强调所谓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已经建立的学说认为，地理学探究所产生的知识不同于其它一切知识。无法对它进行概括，无法对它加以系统化。不存在任何地理学的法则，没有可以诉诸的普遍原理……我要与这种地理学的概念进行斗争，坚持认为需要以某种更加系统的方法来理解地理学知识。”[7]用哈维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要发展地理学的计量革命的哲学方面。为此，哈维借助了亨普尔(C.G.Hempel)和波普尔(K.Popper)的科学哲学理论，力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几个方面使地理学成为一门“空间科学”，以便能在各种层面上理性地描述、解释、预言各种空间范型，客观地质询不同的空间秩序。哈维说：“我之所以如此重视亨普尔和波普尔的理论，就是认为可以借助他们的科学哲学来建构更为统一的地理学知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