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维对海德格尔“地方”思想的一次学术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骁鸣(1979- ),男,E-mail:zhangxiaoming1979@gmail.com,重庆荣昌人,副教授,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珠海 519082),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人文地理

内容提要:

大卫·哈维在收录于其《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文集中的《从空间到地方,再回看》这篇文章中,对他所谓的马丁·海德格尔“地方建构”思想进行了批判。通过忠实地引用哈维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分析其各自观点形成的背景并提供依据,本文详尽揭示了哈维在勾勒海德格尔思想这一学术工作中的操作细节,即他实际上大量使用了重排引文、重组素材、偷换主题、“视而不见”、模糊处理等做法,“制造”出一个需要批判的所谓海德格尔的“地方建构”思想,从而对自己所要提出的“地方建构”思想加以支持。仅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看,海德格尔有他自己的“地方”和“空间”思想,但并未明确讨论过甚至从没有提到过哈维所关心的“地方建构”问题。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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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6-0029-07

      修订日期:2013-06-10

      1 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及其影响

      对于地理学者而言,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值得关注。他是20世纪西方现象学运动核心人物之一[1],而他对于“空间”问题几乎抱有终生的探究兴趣,并留下了一些重要著述。

      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在其早期思想中,空间问题只是在论述存在问题时以次要角色出现。例如,在《存在与时间》这本代表其早期思想的奠基之作中,他提出了“存在论差异”问题,即“存在者”不等于“存在”,而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二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都遗忘了存在,只关心存在者或把存在等同于存在者[3]。这一时期的海德格尔,用“此在”(Dasein)来指称“人”这样一种特殊存在者的存在,“此在”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3]——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即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的“去远”与“定向”的性质,而物理空间——作为一种“存在者”——的可测量特征都是从去远与定向这两种此在的空间性所抽象衍生出来的[3]。

      在其后期思想中,空间问题的重要性更显重要。此时的海德格尔已觉察到“此在”概念中还残留的主体哲学成分,于是主动“转向”或说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尚未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主体哲学影响的那些古希腊思想并采用一种围绕语源及其演变的分析方式,着力开辟一条新的思想道路[4]。他对“空间”概念源始含义的理解也就有所变化。以这一时期的著名文章《筑·居·思》为例,他从追溯“筑造”(bauen)一词在古德语中的语源出发,提出其原本包含“让……居住”的含义。现实中的筑造活动,实际上是生产出了一个个的位置(ort),而人在日常所经历的那些空间就是因为人在这些位置的居住而被给予、被展开。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几何学的三维延伸度乃至解析几何的那种代数关系的多样化的“空间”概念,都不能涵盖或取代上述基于位置、建筑物的居住层次上的空间经验,反过来说,都是这种直观的空间经验的不断抽象[5]。对海德格尔而言,理解“空间”成为理解“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或“路径”:人与空间的关系无非是“从根本上得到思考的居住”[6];人首先能居住,才能去筑造,但这种居住并不是简单的屋中的居住,而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特征[6]。

      不过,在20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人文社会科学之“空间转向”中,海德格尔对于空间问题的阐释并未得到太多的关注,远不能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爱德华·索加(Edward Soja)、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代表人物相提并论。这一事实背后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已经远远超出本文所能承载的分量,此处只略加评述,以引出后文的主题。海德格尔的影响在欧陆哲学界以外的扩散如此缓慢,除了其思想和文字本身的艰深甚至让德国读者也感到费力[1]之外,不可忽略的当然还有他那离弃传统形而上学主体哲学的决绝姿态[7]。尤其其后期所采用的诗化的写作风格,往往使读者沉浸于吉光片羽般的哲思格言,而难以把捉其思想主线。这一点也使得以分析哲学为主流、重视语言逻辑的英美哲学界感觉特别难以接受,从而阻碍了他的作品和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此外,海德格尔在纳粹德国时期曾短暂受聘为弗赖堡大学校长,这一段与希特勒政府合作的不光彩经历,让他一度备受争议。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其人生抉择的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对他的思考方式和思考内容本身的研究,这恐怕也是导致他的很多思想——自然也就包括有关空间的思想——长期未能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

      一些阐释者对这位思想家及其充满传奇色彩和政治意蕴的命运表现出浓厚兴趣,倾向于从其经典著作中去挖掘那些可以揭示其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行为的各种思想根源①。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领军人物大卫·哈维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后现代的状况》中,第一次论及海德格尔,同样延续了上述思路,他用了近4页篇幅来探讨海德格尔何以从对于时空的审美判断出发,使自己扎根于各种古典的价值观(尤其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文明的价值观),因此对强烈的民族主义抱有同情,最终认同纳粹反动的现代主义及其所强调的神话力量(血统与国土、种族与祖国、命运与地域)[8]。“时空”在此以“空间特性与身份的崩溃、表面上不受控制的时间过程加速”的表述方式出现[8],哈维认为这就是导致海德格尔不堪烦扰并转向寻找古典主义的原因。然而,面对大量已经译为英文的海德格尔作品,以及其他作者的相关研究著作,哈维在整个4页篇幅的论述中仅仅只用到了其中的两本:一本是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9],哈维引用了半句原文来指出海德格尔“表明了在‘形成’的瞬间中‘存在’的永恒”②;另一本是马克·布利茨(Mark Blitz)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政治哲学的可能性》[10],哈维直接引用了其中两段论述材料。显然,后者才是哈维实际所倚重的参考资料,这也使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与布利茨类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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