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2-09-18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5-0123-06 1 引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政治地理学，特别是地缘政治理论部分，以其宏观的思维模式、鲜明的理论格调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敏感关注，在意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成为近现代地理学思想史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支[1]。政治地理学以其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同时又是一门介于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3]。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历史性、政治性和综合性等三个方面的特征[4]。 在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根源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模式[5]。在随后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萌芽时期(古代—19世纪中叶)、初创时期(1897-1914年)、发展时期(1914-1945年)和繁荣时期(1945-)四个阶段。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地理学著作，如R.J.约翰斯顿的《地理与国家》(1982)、R 缪尔的《当代政治地理》(1975)、S B科恩的《分裂世界中的地理和政治》(1973)、L J康特瑞和S L斯比格合编的《地区国际政治》、G 帕克的《共同体欧洲的政治地理》(1983)等等。在我国，政治地理思想更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代以及东汉末年形成的魏、吴、蜀三国长达90年的鼎立时期，为我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诞生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著名的政治地理观。近代，我国在反抗外国入侵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政治地理学思想。林则徐的海防边防地理政治观和孙中山的陆海空权并重的地理政治观是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思想中的精华和杰出代表[4]。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政治地理学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我国老一辈人文地理学家，如李旭旦、鲍觉民、吴传钧等，多次在学术研讨会或发表的论文中号召地理工作者加大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力度[6]。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确实迎来一段繁荣时期。如1991年张文奎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政治地理学》专著[7]，1993年王国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世界政治地理》著作[8]，1991年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行政区划论文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等等[9]。此外，中国高等院校开设了政治地理学课程，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引进并翻译了一批国外重要的政治地理学研究成果，如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10]、杰弗里·帕克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11]等。在此期间，《人文地理》杂志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媒介作用[6，12-16]。 然而，1990年中期之后，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分支学科的迅速壮大相比，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不温不火[17]。虽然逻辑上仍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但形式大于实质。政治地理学在我国的这种发展状态明显与我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复杂的政治地理位置不相符，更无法满足21世纪中国崛起的特殊敏感时期的“维权、维稳、合作、发展”的外交任务。为此，针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日益确立而周边地缘形势严峻异常的国际形势和国家需求，北京师范大学在外交部的支持下，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合作成立了“中国周边地缘研究中心”。中心陆续举办了“我国周边地缘环境分析与地理空间信息建模”、“周边地缘环境解析”两次研讨会。参与单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自然基金委、水利部、环保部、总参测绘局、中科院地理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防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大连海军舰艇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民政部减灾中心、外交学院、香港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等。 中心的成立、研讨会的召开以及相关主管政府部门、基金委、高等院校、科院院所的积极参与，预示着我国地理界为政治地理学的第二次兴起所做的努力。与20世纪80年代政治地理学的第一次兴起相比，此次研究有着明确的主题和研究目标——地缘环境研究。 2 我国早期地缘环境研究概况 根据2012年3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周边地缘环境解析”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际地理联合会(IGU)主席Ronald F Abler、副主席Giuliano Bellezza、秘书长Micheal Meadows三人指出，“地缘环境”这个词语对应的英文单词到目前为止在英文文献中没有出现过。这点体现了“地缘环境”这个词语在我国的首创性和研究的前沿性。 在我国“地缘环境”这一术语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最早出现在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杨吾扬作了题为“论中国发展的地缘环境”的主题发言，该发言刊发在1995年《大自然探索》第14卷第51期。杨吾扬指出地缘环境是放大了的地理环境，它既包括人类生存环境的有形实体，也涉及介入其中的无形关系，其所阐述的地缘环境主要由地缘自然环境、地缘经济环境和地缘人文环境三部分构成[18]。随后，1996年毛敏康、陈淑芬、张绪良三人据此划分原则初步探讨了山东省地缘环境状况[19]。1999年姚晓瑞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俄国海军的地缘环境状况，即一是俄国地处高纬度地区，缺少海军常年活动的不冻港作为海军基地；二是俄国重要海军基地所临海域相对封闭，出海口不畅，舰队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三是俄国四大舰队所在海域被陆地隔绝，互不相连，各舰队彼此孤立，难以集中和相互配合；四是俄国缺少需要保护的海外利益也缺少控制海上要道的据点和海外军事基地，这对俄国海军的成长和远洋作战的能力都有严重的影响[20]。这里的四点阐述更多涉及的还是地理环境特征，特别是地理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缺乏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其它地理因素的探讨。而此前，陆俊元(1995，1998)已从地理角度对俄罗斯海权发展的不利地理因素和障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