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3-03-05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5-0019-05 1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政策和方法(技术)导向 众所周知，我国已经是一个SCI论文生产大国，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与SCI论文数量相比，我国SSCI论文数量就相形见绌了。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政策导向太强，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社会科学一员的人文地理学，也存在很明显的类似问题，即政策导向非常明显，关注现实①，较少关注理论问题。E.谢泼德和T.J.巴恩斯在《经济地理学指南》中文版序[1]中认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主要是咨询性的工作②，尽管这种工作也很有挑战性，但与北美和西欧的那种批判现实的人文地理学很不同。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偏见、语言障碍等，我们的旗帜性刊物《地理学报》(包括1991年开始出版的英文版)上发表的论文被SSCI期刊引用的数量太少了，完全由外国学者引用的只有不足百次[2]。尽管我国已经先后出版了几本介绍新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英文论著[3-5]，但西方同行对我国的地理学研究仍然所知有限，如《地理学思想史》对中国地理学的介绍便过分简单，而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英文第4版的作者G.J.马丁在地理学家索引中竟然把该书中文译者李旭旦误为“杨吾扬”[6]749。 从主流中文地理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来看，注重数学方法的论文普遍增长，乃至一些研究生在私下里议论，论文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就很难在“三地”(指《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上发表。一些有资历的学术同行也有类似感慨[7]117。这表明，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方法(技术)导向。尽管学科的数学基础仍然是我们学科有待加强的一个方面，但对学科技术和工具的过分重视可能会导致对问题的忽视，可能会阻碍我们走向国际学术界。笔者曾论证我国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方法多样化的必要性[8]，但只有这些多样的方法被用来解决学科的理论问题或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这种多样化才是我们所欲的，才能成为科学进步的表征。如果方法的多样仅仅是为了方法而方法，至多只表明我们知道或掌握了那些方法和方法论，而且这还可能使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误入歧途。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选择复杂的方法而在于是否选择适当的方法[9]③。 那么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政策导向和方法导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政策导向的原因 2.1 经世致用思想的熏染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治学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在解决生计问题之前还显得必要。但是在解决了生计问题，尤其是经济逐渐崛起之后，对经世致用的强调则给基础理论研究、哲学、艺术等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各种场合时常听到学人这样的议论，某某研究没有用，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甚至写论文有什么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过分重视经世致用、实用主义的结果。早在1911年，王国维就在“《国学丛刊》序”中对此提出批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而未尝知学者也。”由于过去学术对致用的过分强调，就形成了陈寅恪所谓的“惟重实用，不究虚理”[10]9-10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深入。 2.2 缺乏研究传统 近代人文地理学是由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引入的。1935年出版的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是流行的人文地理教材和重要读物之一，我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地理学报》和同期欧美的Annals AAG、Transactions IBG等学术刊物，无论是主题、方法还是论文写法甚至论文长度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反观现在，差别要大多了。因为“反右”和“文革”，好不容易刚刚起步的研究传统又被打断了，其间曾经留学欧美的人文地理学者大都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由于时间比较短，研究积累不够，最初大学对研究不重视，未能基于研究进展来进行研究生教学工作，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冲击，因而还未形成科学研究的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对西方的学习倒是没有中断但因中外分割而明显知识贡献不足[11]，但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国人向欧美学习是带着极端功利的目的，故未能进入欧美文化的核心，与此同时又把自己的传统给丢掉了，所以两边都靠不上岸[12]。 2.3 批判性思维没有市场 我国是一个崇尚权威的国度，缺少批评，即使是建设性的批评也要转弯抹角地表达。而且学术出版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社会成员尤其是学者的某些重要思考和研究成果无法面世，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科学学术水平的提高。此外，不少学者也缺乏进行专业讨论应有的态度和雅量，看看科学网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上的问题争论，就可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