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1821/dlyj201311018 修订日期：2013-09-23 1 地理学为谁服务 科学是一种价值取向，实用也是一种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背后都反映了某些利益或阶级需求，而这正是决定学科走向的最基本因素[1]。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地理学，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这些学科分别在不同时期登上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舞台中心。其中有其自身需求的因素，但也有学科政治的原因。一门学科的存立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这门学科的价值何在，它能提供哪些别的学科无法提供的知识？二是这门学科的价值观何在，它是为谁服务，其背后的价值观代表了谁的立场？正如约翰斯顿所说的，学科即政治[2]，地理学也不例外。 科学可分为三类，书斋科学、实验科学和野外科学。作为野外科学代表的地理学，其价值观受到世界观的强烈影响，而世界观具有政治倾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3]。在地理学范畴，我们是强调为国家服务？还是强调为全球服务？是强调“同一个世界”，还是强调“多样化的世界”？从中国地理学目前的现状来看，起码有两种世界观是并存的：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殖民世界)，对欧洲以外地区的认识是以欧洲为中心的(Eurocentic)，作为客体描述有欧洲人的优越感，一切以欧洲本土形成的理论为讨论的出发点；二是多样化的本土世界观(反殖民世界)，以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后殖民主义”为代表，主张基于本土认识世界，开发就地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和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下的“落后”(underdevelopment)、“发展”(development)等概念[4]。这两种世界观如今并存于中国地理学界，导致了中国地理学学科价值观及学科价值的二元化，并形成了“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5]。前者是西方地理学的延伸，主要探讨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而后者是本土地理学的总括，以本土观察为基础，探讨针对问题的现实对策。“外生地理学”相对更“国际化”，而“内生地理学”则面向本土问题发言。这种二元价值观的并立也导致了学科的分化，使中国地理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出现了紊乱迹象[6]。作为地理学的教员，我们也经常会面对来自学生，面对来自自我内心的拷问：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地理学到底是为谁、生产什么知识？它的效用、价值在哪里？成果标准是什么？到底应该由谁、如何评价我们的研究成果？ 毫无疑问，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长期以来，地理学的学科价值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知识生产：一是面向全球提供特定视角的世界观及地理事实；二是面向本土提供有效的、指导不同尺度区域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即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应用知识的生产。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成长壮大，正是因为它们的知识生产兼顾了“科学”知识和“应用”知识，顺应了所在时代学科价值观的转变。但是，就像今日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一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不是持久的办法，终究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立场。如何打通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二元格局？中国地理学是要成为西方地理学的“驻华办”，还是要进行自己独立的知识生产？是要“世界工厂”和“本土小作坊”和谐共处，还是要我们自己走出去？面对多种价值观和多个老板(sponsor)，我们必须做出选择[7]。正如《房间里的大象》中描述的，“尽管我们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8]。现在中国地理学就是这个境地，而我们必须面对它并做出回应，这就是地理学的政治。 2 内生和外生的地理学 长期以来，地理学都有“个性”和“共性”之争。因为“地”不同“理”不同，各国地理环境有差异，发展阶段有差异，文化有差异，世界观和政治理念也有差异。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地图投影和国界划分，各国也都有基于自身需求的“科学问题”和“科学前沿”。因此，哈姆(Harm de Blij)在《地理学为什么重要》一书中指出，地理学的“前沿”是个复数，其差异性和多样性恰是地理学的魅力[9]。在IGU的会议上，每当有人振臂高呼“国际前沿”的时候，我都在想，“到底谁的是前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习西方理论成为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主流。而另一方面，如何将这些理论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现实相结合，逐渐成为一个难解的课题[10-11]。就如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一样，在引入西方理论后，我们如何消化其背后的规范和价值观？外生的地理学理论，特别是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多为偏人文思辨的社会理论，多带有批判性，这与本土所需要的“建设”需求常常无法契合；而逻辑清晰、实证性强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工学理论为我们所偏爱，但它又很难接受“国际前沿”的理论拷问。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中国地理学逐渐形成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的二元分化，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两个学派。外生地理学随国际潮流而动，内生地理学伴现实问题而生。二者共同的接点是“中国特色”的研究，这是外生和内生地理学的妥协点。但是原创性的、涵盖“中国特色”的新理论在哪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不断被建构的“特殊性”及为之效力的实证技术日益流行，但不是真正的“Made in China”的理论和思想。如此下去，中国地理学本身或许也值得拷问了，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地理学会”是否还值得存在？将其变成“地理协会”而内设两个或多个“学会”或许更符合现实？如果想要维持统一地理学，就要推动相对一致的学术规范和价值观形成，否则就要推动地理学会拆分，成立各自的学术共同体，这就是地理学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