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地理学二元性:混合地理学的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关美宝(Kwan MeiPo),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理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地理及地理信息科学系教授,《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主编、SAGE地理信息科学和技术进展系列丛书主编、《交通地理期刊》(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编委,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科学、健康地理、城市地理、交通地理、社会与行为地理等研究,E-mail:mpk654@gmail.com。

原文出处:
地理科学进展

内容提要:

20世纪的地理学经历了“空间—分析”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分裂,对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本文从历史角度探究“空间—分析”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分裂的原因,提出保持地理学观点的多样性、促进不同领域的沟通是地理学学科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实现“空间—分析”地理学与“社会—文化”地理学沟通的方式方面,地理学认识论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可以在不同领域中混合使用,从而实现对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隔阂的超越。本文阐释了“混合性”的理念在超越地理学社会—文化/空间—分析二元性中所具备的潜质,并简要总结了混合地理学已有的研究实践,对以“混合性”为基础、面向“后社会—理论、后空间—分析”的地理学未来进行了展望。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4 年 02 期

字号:

      doi:10.11820/dlkxjz.2013.09.001

      修订日期:2013-08.

      1 引言

      20世纪的地理学在诸多思潮的争鸣中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各种理论视角在不同时期相继涌现、此消彼长,但其过程往往伴随着尖刻的批判,特别是有关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往往会蜕化成顽固的对立话语(Martin,1989)。在这一过程中,地理学家越来越多地被划归不同的学科传统或领域,而这些学科传统或领域通常被视为互不相容甚至是完全冲突的。

      在此背景下,20世纪的地理学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分裂,并对学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一次是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分裂,起源于地理学中的“自然”与“社会”的本体论分离(FitzSimmons,1989;Hanson,1999;Massey,1999,2001);另一次是“社会—文化”地理学(social-cultural geographies)与“空间—分析”地理学(spatial-analytical geographies)的分裂①,发生在人们尝试建立一种脱离实体的地理分析模式的过程之中,试图将空间模式和空间关系与社会、文化、政治过程相分离(Sack,1974;Soja,1980;Gregory,1981;Sayer,1985;Rose,1993;Brown,1995)。

      这次分裂以及后续的来自各种批判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质疑,使得“社会—文化”与“空间—分析”愈发被理解或表述为地理学不相容的两个领域(Gould,1994,1999),人文地理学家分化为社会理论家和后现代学者,以及空间分析学者、定量研究者和地理信息科学学者两大分支。尽管批判社会理论和计量方法已经被当代地理学广泛接受,但在“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传统之间建立联系却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加困难。虽然不少学者关注地理学内部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之间的分裂,并且开始思考一些其他的选择,或者强调计量方法在批判理论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如Pratt,1989;Lawson,1995;McLafferty,1995;Barnes et al,2001;Plummer et al,2001;Sheppard,2001;Kwan,2002c;Schuurman,2002),但是,这一分裂似乎已经难以弥合,甚至在多次极端的争论中得以强化,从而导致了两类地理学家之间的冷漠相向。

      作者认为,地理学家有必要正视这一分裂,因为它可能对新世纪的地理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寻求沟通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空间—分析地理学的可能性,首先探讨地理学中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之间分裂的原因,然后探索“混合性”的理念在缓解学科极化趋势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思考如何运用“混合性”来协调不同地理学家和地理学的立场,并简要总结混合地理学已有的实践;文章最后将对以“混合性”为基础的、面向“后社会—理论、后空间—分析”的地理学未来进行展望。

      2 混合地理学的背景

      2.1 地理学“社会—文化”与“空间—分析”的二元性

      在20世纪,为了把地理学表述为统一的学科并提高其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地理学家曾多次尝试为本学科提出一个一应俱全的视域(vision)(如Schaefer,1953)②,其中的重大事件包括宣布前一阶段的地理工作“毫无价值”,宣称将创造一些更好的、更有挑战性的事物,以及声称只有唯一正确的地理学研究方式等(Hannah et al,2001;Wyly,2004)。新视域提出之后,往往发生认识论上的理性化,这意味着有关认识论的论证在新观点中并不是必要的、关键的部分;但它们却在新视域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分裂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Barnes,2000)。

      在地理学新视域的形成中,往往会发生一个“纯化”的过程,即与之不兼容的观点会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杂质而从地理学研究实践中被剔除(Latour,1993;Sibley,1995)③。“纯化”的过程意味着地理学为了满足提高学科地位的迫切需要而失去了观点的多样性(Johnston,2000a)。这是地理学新旧观点对立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一系列关键人物和事物④构成的强大行动者网络有力地推进了地理学新门类、新领域的出现(Barnes,2001,2002)。在这一背景下,新旧观点之间的差异与边界很可能在新期刊的创立、各协会中新研究小组的成立等制度性过程中被僵化,从而加剧了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理学家被划归为“立场对立”、“非此即彼”的不同领域(Massey,2001)。

      在地理学家努力宣扬某种理论视角的过程中,相对更加包容和温和的观点被忽视了(Kwan,2002b)。虽然这些声音有助于协调冲突观点并渲染和睦气氛,但观点之间的差异和边界却在一些因素(如不同领域之间极端化的争论)的影响下被顽固地强化(Wyly,2004)。在这一过程中,地理学科逐步走向“社会—文化”与“空间—分析”之间的二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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