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是哈维空间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哈维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旨在对内涵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理—空间维度的重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探索传统的积极重建，且在此基础上开辟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表达；同时，通过这种重申，试图建构一种有效的空间性话语和理论叙事，且这种话语重视日常生活的空间性，致力于解构传统叙事对空间的“捆绑”，并能动地回应当代处于深刻变迁的空间空践。用哈维自己的话来阐释：“我所关心的是，毋宁说，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重建马克思的元理论，以便把一种对时空性的理解整合进其框架之中。”① 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何以可能？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空间”是一个待植入的可能的外部变量？抑或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内含着一种地理维度？两者代表着不同的致思路径，前者显见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各种空间隐喻，“空间”在其中被作为一种对传统的社会理论元叙事进行解构的概念工具，哈维对这一研究路径持审慎态度，认为“空间性”的嵌入可能导向无法通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从而带来理论和实践的重重困境。后者是哈维致力于探索的，即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维度的新阐释，探索空间在理论和实践上被有效理解的方式。 （一）对地理学传统的知识论反思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哈维曾醉心于实证主义地理学研究，在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批判性反思中，哈维认识到地理学的知识传统中对于价值的顽强抵抗，只会使地理学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渐行渐远，于是，他开始尝试寻求一种辩证的人文视野，以弥合地理学与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断裂”。 首先，对地理和空间的审视不能与生产它的社会过程分离。“地理知识的形式与内容无法脱离该知识生产和运用的社会基础而得以理解”②。地理学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知识的容器，而是一种系统化的关于社会进程的空间表达，地理学的知识要素和问题形式取决于社会内容(the social context)。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自己的地理学，这种地理学涉及领土疆域、空间权力、对使用价值空间样态的塑造、地理和空间的文化想象等空间生产诸方面，生产方式的嬗变总是伴随着社会生活地理的变迁。哈维将资本主义时代的地理实践(geographical practice)归之为六个方面：一是领土权的精确界定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图学的发展；二是以探索新的使用价值为导向，对物理和生物环境的地理学描述；三是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地理变迁的关注，并将这一知识元素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如19世纪晚期的“商业地理学”已被异化为一种服务于殖民政治、帝国管理和市场开辟的工具；四是关注空间的政治安排及其后果；五是注重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谋求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生态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使之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社会控制；六是地理学知识体系中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③。可以看出，地理学在资本主义时代正在经历深刻的变迁，这一变迁的现实语境是资本的空间拓展、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与两者密切相关的专业和学术分工的变革，这些都为地理学的批判性重构提供了可能。 其次，地理学的知识论建构必须关注历史实践及其衍生的相关问题，地理实践必须重新面对自己的历史学。哈维对于地理学知识传统的反思主要立足于对现有地理学的重建，这一重建的重要路径是“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的转向，后者指涉着一种新的地理解释学，在这其中，“地理学的现状以及重建地理学的方案都必须牢牢奠基于其对历史的认识”④。这不仅源于对地理的多维阐释必须关注空间生产的“具体历史性”，地理学知识体系中的要素、结构和功能都是一种历史的生成物，更意味着走向未来的地理学之路必须与时俱进，回归对于持续变迁的社会需求和时代境遇的关注，这既构成对地理学的当代挑战，同时，亦为地理学的批判性重构提供了出路。“历史地理学”不仅要关注历史进程中的空间生产，更要致力于探讨特定历史过程的空间诉求和空间构型，地理学的知识论框架必须引入历史经验和历史想象，“历史地理学”将为摆脱地理学科诸多的二元论(如实证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困境提供有益的启示。当代地理学(包括物质生产的地理学和日常生活的地理学)必须将对历史的关切整合其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再次，新的地理学探索必须关注地理学的文化属性与价值重建问题。哈维认为，实证主义地理学将地理学绝对中立化的预设会面对诸多现实困境，也使地理学研究成为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绝缘体”，哈维呼唤一种地理学研究的新气象和新视阈，这其中，地理学将致力于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探寻自己的“立场”。哈维强调，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尽管这种创造并不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进行的。地理学需要建构某种“应当”，这种“应当”关涉的正是我们究竟要创造什么样的“历史”和“地理”的问题，是资本主宰下的充斥着金钱政治、阶级偏见、物质剥削的“历史”和“地理”？还是尝试探索某种超越物质必然性的自由王国，这其中，人民有权利以自由的原则和对多元利益的尊重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地理”？如果是前者，人的积极存在何以彰显？如果是后者，这种变迁和转型的社会动力学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地理学”价值向度的核心层面。哈维重申了作为地理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强调地理学应当是“人民的地理学”⑤(people's geography)，这种地理学有自己的群众基础，并深深扎根于人民意识中，这种地理学是一项“政治事业”⑥(political project)，其基本目标在于，以历史地理的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作为其替代性方案的社会主义的转换。新的地理学探索应当关注民主精神的空间培育，致力于开辟新的沟通和共同理解的可能性，在文化的普遍理解中植入地理的敏感性。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地理学与社会理论的交汇，开启新的世界概念以及空间干预的可能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