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中期日本自由派知识人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认识

——以作家堀田善卫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静波,复旦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由于思想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原因,战败之前,日本自由派知识人对中国并无太多关注,对日本侵华战争也未表现出认真的思考。但战败形成了一个巨大契机,促使这部分知识人去深刻反省日本的近代史,而中日关系是日本在近代历程中极为重要、也是最为沉重的部分。一旦他们有机缘与中国发生关系,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独立理性的知识人的立场,他们对中国以及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往往会有突破狭隘民族主义视野的深刻思考和评判,并因出色的专业成就和社会地位,他们的意见和观点还具有一定的舆论领袖的影响力。战后派代表作家堀田善卫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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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昭和中期,本文暂且定义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7年至经济全面起飞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亦即日本经历了战争、战败和战后的大约20余年。这一时期的日本自由派或自由主义知识人,迄今并未有明确的定义。以笔者的理解,是介于具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的左翼知识人与具有强烈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的右翼知识人之间、受近代两方思想和文艺影响较深的、力求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知识人,用堀田自己的话来说,是“非皇道性的现代日本知识人”。①当然,基本可称之为自由派的知识人也许并无特别明确的畛域,但其基本的思想内核应该是自由主义。以此理解,堀田善卫应该可以归在这一畛域内。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也许是这一派知识人的典型或代表人物。在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认识上,近代以来主要有福泽谕吉一脉的“脱亚论”和认同东亚文明的亚洲主义两大思潮。后来这两大思潮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目,有时甚至互相交杂,但是愈往后,它的国家主义、国粹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内涵就愈为浓厚,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混合为一种由军部主导的以极端国家主义为机轴的官方意识形态。自大正后期民主主义思潮衰退和昭和初期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自由主义知识人的处境也越加困难。在日本战败之前,由于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高压,他们往往只能退守至或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技术领域。由于教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处境,一般而言,他们对于中国,在文化上并无强烈的连带感,因而也不会投入深切的关注,对当局发动的对华战争也尽量采取游离的态度。

       出生于富山县一家船行世家的堀田善卫(1918~1998),读中学时曾寄居美国传教士家中,较多地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并学会了英语和钢琴。在庆应大学求学期间,很快地就从法学部转入文学部法国文学科,“换了专业后,我就完全成了一个西欧派,学习象征主义的诗作等。因此,与中国完全没有关系”。②大学毕业后,在国际文化振兴会调查部供职,不久成为文学杂志《批评》的同人。1944年2月接到征召令,被招人东部第48部队,可这时却因肋骨骨折而导致胸部疾病,在富山陆军医院里治疗了三个月。5月,征召令解除。1945年3月,他设法坐飞机来到了上海。冒着美军袭击的危险毅然决定前往上海,并非出于对于上海的向往或是对于中国的关切,他的目的是逃离风雨飘摇的祖国,企图以上海为跳板前往欧洲。但是上海的现实,使他这个对实际的战争几乎漠不关心的文学青年幡然惊醒。抵达上海的一周后,他在街头遭遇了一幕日本宪兵侮辱中国新娘的活剧:

       从一幢公寓里走出来一位披着白色披风穿着西式婚礼服的中国新娘,与来为她送行的亲友们依依惜别。外面停着一辆来接她的汽车。我从马路的对面望着这一场景。突然,从那幢公寓的拐角边走来了三个带着公用臂章的日本兵。其中有一个日本兵突然插到了送行的人群中,一把拽下了罩在新娘身上的白色披风,露出了牙齿说着什么,还拿手往新娘的脸上戳了几下。不一会儿,他穿着卡其色军服的手臂部伸到了下面,摸新娘的胸部和下腹部……。我觉得自己脸上一下子失去了血色,只记得自己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马路的对面。我是个根本就没有什么力气的人,可这时却超常的勇猛,一头撞到了那士兵的身上,结果被他一拳打倒在地,遭到一阵猛踢,颧骨撞到了水泥地上。

       我本来是个很迟钝的人。领悟力比较慢,对发生的事一下子弄不明白。尽管如此,对自己觉得明白了的事却非常坚持。在被打倒在地遭到一阵猛踢之后,我终于慢慢地明白了,“皇军”的一部分,在现实中,在这边的中国,到底做了什么。被打倒在地的我,怎么也爬不起来。大概是我来上海之前因肋膜骨折而损伤的部位被士兵踢到了吧,他们穿着胶底鞋。在场的中国人和新娘一起把我扶了起来,搀扶到公寓内的一间房间里。

       那时的新娘,对自己出嫁时,披风被人拽下、脸上被人指戳、乳房和腹部被人戏弄这样的经历,恐怕一辈子都无法释怀。哪怕那个士兵本身并无太大的恶意,但对我而言,这一经历,是我人生的一个出发点。

       战争时期,我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面对时局的变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我的这一框架由此被打破了。……对于日本的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我此前并无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方面的理论上的认识。我所理解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诸如上述的个人的经验。③

       这一段叙述清楚表明,上海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堀田对于日本海外战争的认识,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也使得他能用比较理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祖国。1945年春天,他曾有一次南京之旅:

       在南京城墙上,眺望着真的透发出紫金色的紫金山,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广阔无垠的江南的原野,此时,我脑海中作了如下的思想。

       “……中国战线,据说是点与线的布局,岂止是点与线,实在是日本的整个的战略都出了问题。日本越洋过海跑到这里来,试图以天皇什么的名义来统治如此广大深远的中国及其人民,首先就犯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错误。(对中国的进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哲学性的错误。……因此,在这边说我们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话且不说中国人民会觉得绝无可能,我们只需眺望一下这片广阔无垠的大陆,你只需有些哲学上的眼光,你就不会对这样的结论产生共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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