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eunomia这一概念，在古希腊城邦早期发展史上表达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与之后出现的isonomia(政治权力平等)和demokratia(民主政制)等核心概念有着同样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地位。以古风时期的斯巴达和雅典为例，两者皆标举eunomia为理想的政治制度，但各自赋予其不同的涵义。在斯巴达，传说中公元前8世纪的吕库古改制令城邦面目一新，实现了长久而稳定的eunomia。希罗多德(1.65—68)和修昔底德(1.18)一致认为，这是斯巴达日后得以强大的必要条件。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留下一篇重要诗作，被后人命名为Eunomia，其中提及由德尔菲圣所颁布的“瑞特拉”(Rhetra)神谕，并将之等同于在斯巴达付诸实施的eunomia这一理想政制。在雅典，到了公元前7世纪晚期，贵族统治家族之间的派系斗争以及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极可能导致僭主统治。为了削弱贵族的特权，阻止统治阶层之间的相互倾轧并且缓和贵族与平民之间日益恶化的矛盾，梭伦于公元前594—前593年被任命为“调解者”，并担任执政官开始进行改革，梭伦改革旨在避免双方的冲突导致内乱。为了在民众与“民众的领袖”之间斡旋，梭伦力图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将两者结合成为政治统一体，他所要实现的理想政制同样以Eunomia命名。 从有关吕库古的传说与梭伦改革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早期希腊城邦的一个基本发展模式，即内乱与恶政经由立法者的改革转变为eunomia，城邦于是崛起并且强大。在这一过程中，立法者无疑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说吕库古还大半隐身于传说的迷雾之中，梭伦的历史真实性则确凿无疑。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阿提卡演说家、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等人的记载中，大致可以重构历史上的梭伦及其“改革”。有关这一“改革”，国内古希腊史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各种具体措施及其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例如梭伦实施改革的时间顺序、所制定的法律及各项条款、针对“债务奴役”与“六一汉”(hektēmoroi)阶层的“解负令”(seisachtheia)、公民等级制度的建立以及“公民法庭”(ēliaia)的创设，等等，而对于“梭伦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所要实现的政制理想及其古风思想史情境则罕有涉及。事实上，梭伦改革的各种具体制度和措施均服务于被称为Eunomia的理想政制，而梭伦只是在自己的诗作中对Eunomia有所提及。因此，本文以现存的梭伦诗篇为材料，来重构梭伦改革的这一思想核心。伴随着对于Eunomia的分析，梭伦的诗人形象会逐步彰显，与立法者的形象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如何解读梭伦诗篇 现存的梭伦诗作大多为残篇，根据学界目前通行的标准版本，英国古典学家马丁·韦斯特(Martin L.West)编定的《古希腊讽刺体与挽歌体诗集》，共有46个残篇归在梭伦名下，主要为三种格律，包括挽歌对句(elegiac couplet)、四音步长短格(trochaic tetrameter)和三音步短长格(iambic trimeter)。①其中挽歌对句占据了绝大部分(现存220行左右)，其他两种格律合在一起约60行。②这三种格律可以归为两类：挽歌体(elegy)和讽刺体(iambos)。在古希腊，挽歌体、讽刺体与史诗诗体(epic)一样，有着漫长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③两种诗体不仅形式上有着不同的特征，而且还分属不同的表演场合。以挽歌体诗为例，在形式上它使用的是挽歌对句，被认为介于吟诵的史诗诗体与歌唱的弦琴歌诗体(lyric④)之间，很可能是在伊奥尼亚地区与史诗诗体同时发展起来的。挽歌体分为两种类型：主要在会饮场合表演的短诗和主要在公共节日表演的叙事长诗。⑤大多数存世的早期挽歌体诗人的作品，如卡利诺斯(Callinus)、米姆奈尔摩斯(Mimnermus)以及特奥格尼斯(Theognis)代表了会饮诗歌；另一位前7世纪的挽歌体诗人斯巴达的提尔泰奥斯(Tyrtaeus)则创作了激励士气的战歌，很可能不是在会饮上，而是在其他场合，例如公共节日或是作战之前进行表演。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早期的挽歌体诗人都受到了史诗诗人荷马和赫西奥德的深刻影响，不过挽歌体诗人逐步把挽歌体诗改造成更适合古风城邦的新的表达方式，梭伦便是运用这种新的表达方式的一位代表性诗人。在公元前6世纪末阿提卡悲剧兴起以前，梭伦实为雅典最重要的诗人，梭伦创作的挽歌体诗在之后雅典的城邦生活里亦属重大的公众性艺术体裁。⑥ 西方古典学界对于梭伦诗篇的解读大致可分为三种进路。最为传统的是“传记兼社会史”解读，可以《剑桥古典文学史》“梭伦”一节的作者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为代表。诺克斯认为，梭伦诗篇涉及的是当时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读者必须借助像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政治学》以及普鲁塔克的《梭伦传》之类的后世记载来解读，梭伦改革的历史背景是这些诗篇唯一或主要的解释框架，而梭伦诗篇可径直当做其政治活动的事实材料来看待。于是，解释者顺理成章地仅仅关注作为历史人物的梭伦及其诗歌的政治社会属性，从梭伦诗歌中重构立法者的生平与政治活动成为解释者最主要的目的。⑦然而，很多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生活在梭伦之后两个多世纪，普鲁塔克更可谓去古已远，距梭伦达700年之久。在此期间，古希腊尤其雅典社会经历了古典时期的种种巨变；更有甚者，到了公元前4世纪，“梭伦”之名为各类政治集团所利用，既被民主派奉为“民主之父”，亦被民主的反对者视作精神领袖，以至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历史“神话”，致使许多后来才创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都堆在他的名下。⑧所以，虽然亚里士多德与普鲁塔克乃现存梭伦诗篇的主要引用者，梭伦的形象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成为一种符号，这些诗篇出现其中的叙事框架并不足以作为解释的主要依据，而更多地属于对梭伦诗歌的接受史范畴。于是，把这些诗篇从征引叙事中脱离出来，并重置到最适宜其自身的情境里来解读，乃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讨论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