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在格拉斯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有幸认识了克里斯托弗·J.贝瑞教授。贝瑞教授为格拉斯哥大学荣休教授、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苏格兰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国际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者，他出版了《人类自然状态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奢侈的观念》、《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和《大卫·休谟》，另外主编《论亚当·斯密》等多部著作。由于格拉斯哥大学曾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源地，贝瑞教授又是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名学者，因此笔者萌发了进行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访谈，以便了解和传达最新的学术信息。 1.问：苏格兰启蒙运动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许多学者“发现”之后，便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a]缘何如此多的学者关注苏格兰启蒙运动，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b]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比，学者所指称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般特征和独特之处分别是什么？[c]近来学者们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都集中在哪些论题上？ 答：[a]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社会学方面的答案，即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学者数量激增，从而需要更多的研究主题来拓展学术事业。更为思想性的回答，最初则指向如下两个相关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它发源于德国，而在英语世界则是由帕斯卡尔[Roy Pascal]于1938年首肇其端)，以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和它与斯密的关系。这种研究使人们“发现”斯密及其同伴持有一种生存方式(mode of subsistence)的观念，并从生存方式里、进而从财产所有权和政治权力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变化。这种解释后被认为是对斯密及其同伴所持观点的误解。二是斯密早已确立的“经济学之父”的地位导致了第二种相关因素的出现，也即意识到，对斯密而言，经济学只是其广阔视野的一部分。这就引发了“亚当·斯密问题”(最初由德国学者提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似乎不太一致。但是，这种思考同样超越了亚当·斯密本身，并将研究触角延伸至斯密的苏格兰同侪，以及他们思想的更为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当属布赖森(Gladys Bryson)于1945年发表的《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在其中，斯密等苏格兰学者被视为社会科学家的开路先锋，并与其道德哲学相关联。正如我们在莱曼(W.C.Lehmann)1930年论亚当·弗格森的书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本身又引发了学界对社会学起源的兴趣。除了这两个初始因素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其他两个因素来解释人们何以会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兴趣：首先，哈耶克对于自由主义的捍卫(这种捍卫现在变得非常流行)，正是在这种捍卫中，哈耶克将其所视为正确的传统植根于苏格兰；其次，对休谟哲学兴趣的增长，致使学者将其置于一种苏格兰的思想语境之中。最终，斯科特(W.R.Scott)在其论述哈奇森思想(1900年)的书中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尽管中间存在着时差，但鉴于斯科特思想之宏富和文化影响力之大，他确实播下了种子：如在法国和德国存在着启蒙运动一样，同时代的苏格兰也存在着启蒙运动。 [b]我会将法国启蒙运动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差异留待此后的“问题三”再作回答，这里仅提及一些社会差异。在法国，知识分子将自己定义为既有现状(这些现状包括法律和社会领域内的牢不可破的不平等，分配给天主教会的角色和权力，以及普遍的审查制度)的反对者，他们大多数是独立的文人墨客，如伏尔泰和霍尔巴赫男爵，而有些人则像孟德斯鸠那样在地方上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任职，有些人，如杜尔阁、魁奈，甚至偶尔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声势煊赫的角色。与之相较，在苏格兰，知识分子，当地称之为文人(literati)集中参与国家生活，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如斯密、弗格森、米勒、里德、罗伯逊等，其他人，特别是凯姆斯勋爵，也在一个拥有独立法律体系和普遍政治认同的社会中充当举足轻重的法定代理人。他们是塑造宗教制度的领导者，而且均与当地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交往甚密。 [c]学者们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兴趣各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关注的兴趣点包括其历史唯物主义(见上文的问题1a)；现代自然法理论的作用和影响；其在社会思想与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其在何种程度上服膺于共和主义“美德”。最近，关于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研究性著述大量出版。而弗格森除《文明社会史论》(1767)之外的其他著作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苏格兰人所使用的Civil Society的意涵与这一术语的现代用法之间的关系也给予了足够多的关注。在过去的十年中，还没有出现苏格兰启蒙运动方面的全面性或综合性的著述，赫尔曼(Herman)所写的非学术性的畅销读物《苏格兰人如何发现现代世界》(How the Scots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除外。 2.问：如何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起源？为什么苏格兰启蒙运动会突然出现在18世纪的苏格兰？ 答：这是一个有着激烈争论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诸如屈尼丝(Chitins)、艾伦(Allan)、爱默生(Emerson)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渊源可以上溯至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之前。甚至对于改良的关注都可以追溯至17世纪后期；神学传统激发了社会行动，也是“无意图后果”这一核心理念的来源；而以艺术能手(virtuosi)和个体学者形式存在的苏格兰本土智识传统一直延续至18世纪。然而，另一些学者，如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菲利普森(Phillipson)及其他人等，强调合并如何证实了苏格兰经济上的落后，并为研究苏格兰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也即改良)提供了动力，并进而证明既有政治机构的缺席意味着知识精英掌握了地方领导权。我个人的看法是苏格兰确实有一些追赶措施，而这关键体现在知识界对于改良和商业的关注上。这种共同的自我意识，即意识到他们正投身于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转型之中，如人口、城市化和贸易的快速增长，使苏格兰启蒙运动不同于苏格兰此前的任何事件。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苏格兰人历史著述的一个中心焦点关涉到不列颠，关涉到不列颠是如何摆脱封建束缚并逐步走上现代的独立和自由之路的。这进一步强化了苏格兰人对于改良、对于转型——也即自己所处的社会从落后向新式文明社会的过渡，而后者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被概括为商业社会——的关注。毋庸置疑，相关制度必须与之相配套并予以革新，如大学课程、教会组织等均相应地有所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