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希罗多德笔下的东方史与《贝希斯敦铭文》 在《历史》(Historiae)卷一至卷四中，希罗多德利用大段篇幅记载了古代东方的历史、地理、民族分布与社会风俗状况，为后人对东方世界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并塑造了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东方的基本认识，在西方学术史与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围绕希罗多德在向希腊读者介绍吕底亚、斯基泰、波斯、埃及、利比亚、印度等地区历史文化时所依据的史料基础和采用的表述方式等问题，当今古典学界一直存在着广泛争议。近年来，西方古典学者们尝试应用社会学、文化学与史学理论，在分析、梳理希罗多德东方史的性质与叙述特点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弗朗索瓦·哈尔托赫在《希罗多德之镜》中试图借用“他者”这一社会学概念，来分析希罗多德所塑造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形象。哈尔托赫在这部著作中将斯基泰人视为与希腊人对应以及与埃及人对立的“他者”；并认为希罗多德所描述的阿玛宗女战士(Amazons)相当于雅典古典时期埃菲比(Ephebe)青年战士的“他者”。哈尔托赫进一步指出，《历史》的这种叙述模式总的来说符合当时希腊人对东方世界的普遍认知方式。①亚历山大·霍尔曼(Alexander Hollmann)利用“能指—所指”(signifer/signified)符号学原理分析了希罗多德东方史记载中反复提及的预兆，认为同《历史》中对其他民族及希腊人自身相信的预兆的记载相比，希罗多德对波斯人预兆的记载有着独具一格的特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斯僧侣特有的预兆解读方式；他还指出了荷马史诗与希腊悲剧等文学传统对希罗多德著述的影响。②阿隆索·努涅斯试图从希罗多德对世界进行划分的思路入手，研究希罗多德对以波斯帝国为代表的整个东方世界的总体看法。③安·沃德则假设希罗多德在记述埃及、斯基泰、波斯和雅典等不同地区历史时遵循了希腊古典作家们探讨政体优劣的思路，④将上述四个政府分别塑造成神权统治的、诗性的、极端理性的和务实的政治体制，从而论证雅典政体的优越性。 总的来看，在当今古典学界对希罗多德东方史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致力于通过引入某种现代理论或独特视角，对希罗多德所记内容进行整体诠释和重新解读，而对希罗多德的史料来源及其可靠性的研究中所取得的突破相对较少。归根结底，这是由希罗多德《历史》本身题材的特殊性决定的。对于《历史》的大多数读者而言，希罗多德利用大段篇幅描述的波斯、埃及等东方王国的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得极其遥远，他的很多记载都是关于该史事绝无仅有的文献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既找不到检验希罗多德作品质量的外部标准，也缺乏对《历史》细节进行认真考证的兴趣，因为除泰西阿斯(Ctesias)的《波斯志》(Persica)和《印度志》(Indica)、色诺芬的《长征记》(Anabasis)、《圣经·旧约》中的若干篇章、曼涅托和贝罗苏斯(Berossus)的残篇等或质量不高、或题材单一、或传奇色彩浓厚、或内容残缺不全的作品外，人们很难找到希罗多德所著东方史的替代品。这种近乎暧昧的态度在对希罗多德波斯史记载部分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希罗多德显然并未完全掌握波斯帝国官方使用的各种文字，其波斯史记述中又穿插着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情节，后世学者普遍认为，这部分内容的可信度要明显低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结果的叙述。⑤然而，他们对前者的依赖程度却反而高于后者，因为希罗多德的波斯史是现存同类希腊语文献中年代最早、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⑥而波斯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身历史的成文史著。⑦因此，“历史学家们虽然明知希罗多德的可靠性不断受到挑战，却基本上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⑧然而，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亚述学、埃及学的迅速发展，西方学者对古代波斯、埃及史料的认识不断深入，一批研究者开始提出各种外部铭文、考古证据，作为希罗多德作品史料价值的衡量标准。在这些史料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最富争议的当属大流士一世于即位初期授意撰写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另写为Bisitun或Bisotun;古波斯文为Bagastana，意为“诸神齐聚之地”⑨)。 1835年，英军少校罗林逊(Henry Rawlinson)在格罗特芬德(G.F.Grotefend)等前人的成果基础上⑩开始研究《贝希斯敦铭文》，(11)并于1847年正式破译了其中的古波斯文部分。(12)该铭文叙述了大流士在神明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佑助下处决篡位的僧侣高墨达(Gaumata)，取得波斯帝国王位并平定境内各处叛乱的经过。《贝希斯敦铭文》虽并非叙事性的史学作品，其内容却与希罗多德《历史》卷三的记载存在着不少重合之处。(13)笔者认为，《贝希斯敦铭文》是我们分析希罗多德所记大流士登基始末真实性，进而评判《历史》全书在史料择取、叙事风格等方面特征的重要线索。尽管像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篇铭文具有浓重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并不能被视为信史；但作为叙述波斯帝国境内重大政治事件的一手材料，《贝希斯敦铭文》在无碍于树立大流士正面形象的局部细节记载方面应当是十分可靠的。该铭文显示了大量精确的时间、地点和各次战役的死亡、被俘人数信息，(14)很可能出于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作者之手。大流士在铭文结尾处曾发誓自己不会隐瞒真相；(15)而根据古波斯地区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sm)的伦理标准，君王说谎和立伪誓的行为几乎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被容许的。(16)因此，大流士应当不会在铭文无关紧要的细节处故意扭曲真相，而轻易为怀疑、敌视自己的臣民留下口实。总之，《贝希斯敦铭文》的破译提供了检验希罗多德史料质量的可靠标准，为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突破提供了机遇。 《贝希斯敦铭文》破译后，古典学界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献的史料价值及其对希罗多德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在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学术界对该铭文和希罗多德相关记述的比较研究开展得并不十分顺利。这是因为，《贝希斯敦铭文》的文字内容存在着诸多难点，并且全文都笼罩在浓重的波斯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之中；而当时的古典学者们对波斯帝国的其他相关史料、考古证据又所知有限，因此很难从大流士疑点颇多的自述中提炼出与希罗多德记载相关的可靠信息。正如奥姆斯特德所说，《贝希斯敦铭文》的破译既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便利的研究条件，同时也给他们制造了诸多麻烦。(17)在希罗多德笔下看似内容单纯、线索清晰的一系列王位更迭事件由于《贝希斯敦铭文》的出现而大大复杂化了。(18)一方面，由于当时古代近东文字研究水平的局限，一些学者利用希罗多德的记载去附会《贝希斯敦铭文》中的语言难点，如其中对冈比西斯(Cambyses)死亡方式的叙述，(19)从而忽略了铭文对希罗多德史料真实性的验证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盲目信赖铭文中关于波斯王室世系等问题的陈述，(20)从而步入了大流士精心设计的圈套而深陷误区。真正打破学术研究徘徊不前局面的是美国学者奥姆斯特德，他在1948年出版的名著《波斯帝国史》中结合希腊文史料和近东考古证据，率先剖析了《贝希斯敦铭文》王族世系中包含的虚假信息和意识形态宣传内容，对同时出现在铭文和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冈比西斯杀害兄弟一事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21)为《贝希斯敦铭文》和希罗多德《历史》的比较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987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巴尔塞撰写了专著《希罗多德与贝希斯敦铭文：古代波斯史研究诸问题》，令人信服地推翻了《贝希斯敦铭文》对大流士等处决篡位僧侣这一核心事件的叙述。(22)1996年，法国波斯史专家布里昂出版了《波斯帝国史：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一书，详细讨论了大流士通过《贝希斯敦铭文》杜撰波斯帝国王位世系的问题。(23)与此同时，随着亚述学、考古学界对《贝希斯敦铭文》相关材料的研究不断深入，铭文中的许多古波斯文语法难点，如对冈比西斯死亡方式的误读逐渐得到了澄清；(24)与铭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旁证材料，如居鲁士的圆柱体铭文(Cyrus Cylinder)、居鲁士王宫的伪造铭文材料和大批大流士登基前后时期的考古证据也在解读《贝希斯敦铭文》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涌现，当今学术界对《贝希斯敦铭文》及大流士登基前后历史背景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为我们分析希罗多德所记波斯史的史料价值与意识形态特征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