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12－0094－17 1916年，墨尔本大学历史学教授厄内斯特·斯考特(Ernest Scott,1867—1939年)在其著作《澳大利亚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的结尾处，以讨论澳大利亚的小说家和诗人来结束全书。在这段讨论以及该书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 或许这些人的许多作品在澳大利亚之外都无人所知。但这又怎么样呢？她拥有着自己的生活，而且很不错；他们为她撰写了她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帮助了她的民众理解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自己。① 斯考特可能已经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们的雄心壮志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评论。在整个20世纪，他们试图创造并争取对民族经历进行神话般的叙述。贝格尔(Stefan Beger,1964—)等人指出，欧洲的民族历史“在关注它们独特民族国家的特性时，已经表现出一种十分显著的热情”。这种类似的热情也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民族历史中。然而，它作为殖民地的联邦，拥有着一种强烈的孤立心态。当它发现自己虽然远离可作比较的西方民族。但同样能找到通往独立民族地位的道路时，这种热情被大大强化了。②澳大利亚为了经济发展和白色文化命运，而防御性地退出了亚太地区。它的民族叙述向内观察，试图从这样一种文化中发现澳大利亚特征的渊源：这种文化可以追溯到英国起源，而在仔细检查后，它又拥有着一种独特超越性的证明。 本文研究的是20世纪澳大利亚民族历史中在文化上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叙述。它们或者拥抱或者挑战了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内斯特·斯考特提出了进化式的澳大利亚—英国自由主义和进步等范式；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最近几十年，人们在民族认同、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出现了彼此竞争十分激烈的修正性观念。澳大利亚的数代历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主题包括：同伴之谊、平等主义、白澳、具有男子气概的进步斗争以及战争中的牺牲。在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竭力用索姆斯(Margaret R.Somers)所形容的一种“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即民族认同的神话——来浇灌上述主题的神话般地位。③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种为同质性民族建构的需求而服务的行动，遭到了挑战。1901年建立联邦以来，澳大利亚社会始终以经济和文化上的保护主义为特征。但现在，受到战后移民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这种特征开始破裂。因此，挑战者希望对不断发展的民族进行更为批判性的分析。 神话是一种被高度掌控的概念，它同历史研究保持着关联：正如科林斯(Rebecca Collins)指出的那样，“神话和历史是被特别建构为接近过去的正反两种途径”。假设传说与事实也许可以协调一致地解释过去，显然是暗示真实与虚构同样可能解释了相同的历史事件。不过，正如科林斯所辩称的那样，神话不可能通过对历史(特别是民族历史和民族认同历史)的思索而被轻易地驳回。所有的历史都包含着神话的一些成分。这反映了一种文化团体之所以看重某种神话，是为了强化人们所共享的价值观。④历史学家们撰写历史，以便同他们同时代的观众们进行交流。正如玛斯洛(Alun Munslow)所指出的，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做出假设、建构模式、刻画风格等行动”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为了从过去所挑选出来的叙述轨迹中建构当下。⑤科林斯在回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时总结道，所有的历史编纂都是紧盯当下政治问题的。⑥ 培育历史神话，以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当下需求而服务，在澳大利亚社会之初便已出现。阿兰·阿特金森(Alan Atkinson)发现，到19世纪20年代——此时距1788年白人殖民开始仅仅只有30年时间——已经形成了两种神话构想：这些殖民地是王室惩罚罪犯的场所；另一种冲动则是转变这种出身，以便创造一种白人的“无辜”文化，将之视作英国成就和自由的理想在新土地上的延伸。后一种神话是由威廉·查理斯·温特沃斯(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1790—1872年)在1819年出版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统计、历史和政治描述》(Statistical,Historical,and Poli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Colony of New South Wales)中提出的。这是第一本由一位土生澳大利亚人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温特沃斯的父亲是一位寻求正义的罪犯，并在殖民地精英阶层拥有一席之地。⑦不过，温特沃斯富有创造力的倡议仅仅得到了时断时续的响应。当时，职业性的支持者还付之阙如，直到19世纪50年代后才发展起来的大学体制缺少研究基础。在整个19世纪，零星出版的历史著作都显示了作者对于白人进步的欢庆之情，同时却对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所受到的苦难视而不见。这一点反映在威斯特(West)于1852年出版的《塔斯马尼史》(History of Tasmania)中。始终如一的主题是去论证：澳大利亚白人逃脱了不列颠令人窒息而欲罢不能的贵族结构，并得以发展出一种奇特的自由而民主的社会。约翰·邓莫尔·朗(John Dunmore Lang,1799—1878年)的《新南威尔士的历史与统计报告》(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New South Wales)在1834—1875年间定期更新。他在1852年又出版了《为了澳大利亚金色土地的自由和独立》(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or the Golden Lands of Australia)。这两本书都强调，澳大利亚可以中断这种帝国联系，在南半球建立一种蓬勃发展的共和国。⑧澳大利亚人考虑到他们的文化和种族根源，最终对他们在帝国中的地位做出了妥协。1901年，殖民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但与此同时，他们仍然拥有着一种文化和民族的使命感。联邦成立后，自由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们转到了解释和论证这种神话般要求的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