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西方学术界，法国学者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可谓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他博闻强记，见多识广，是个名副其实的博物学家，在数学、人类学、生物学和动植物学等学科上贡献良多，其提出的一些开创性理论在相关学术领域一直沿用至今。他一生著述甚丰，36卷的《自然史》①耗尽了他毕生之精力，奠定了他在全球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辉煌地位。布丰在他所处的时代享有启蒙大师的美誉，至今其享誉的这一地位亦无人给予质疑。布丰对植物学、动物学和种族学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在研究方法上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布丰本人的学术见解亦非处处正确。他对大洋彼岸“新世界”的看法受已有观念影响，他可以对上帝创造人持有怀疑，亦可以探寻“人猿共祖”这个“离经叛道”的命题，但很难突破“欧洲文明优越”设置的藩篱，在观察欧洲之外世界时必然打上了欧洲一切皆优的深深烙印，自觉或不自觉地树立起了与欧洲古老文明对立的“他者”形象。“美洲退化”(American Degeneracy)命题虽不是肇始于布丰，但布丰却将这一命题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冠之于在“科学”研究下所得出的结论，在涉及美洲问题上，布丰的大名由此与“美洲退化论”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美洲退化论”早已被无数的材料和事实证明缺乏严谨的科学根据，但在布丰去世后很多年还在欧洲社会广有市场，被一些持有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学者或政治家津津乐道，致使美国政治家和学者反驳这种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论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这种学说最终随着人们对美洲大陆生物构成和气候状况的深入了解而退出了学术界，但其在欧洲人观念中根植的优越意识却代代沿袭下来，成为欧洲反美主义在思想意识上的最早起源之一。西方学术界对“美洲退化论”的研究多把重点放到对内容本身的介绍，或集中在当年欧美学术界对美洲是否退化展开的一场大争论，这些研究通常是对这一过程本身的描述以及布丰相关论述的介绍，不过对了解启蒙时代欧洲人的美洲观和布丰本人的相关思想很有帮助。②当然有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在欧洲反美主义历史进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弗里·科普斯坦在谈到欧洲反美主义时把源头追溯到布丰对美洲的“奇思怪想”，③但他们很少把这一命题放到欧洲文明优越论这个大背景下考察，通常只是提及而已，未展开详细论述。国内学术界几乎没有学者涉及这一重要论题，自然谈不上有相关专论问世。研究欧洲的反美主义，学者们多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20世纪美国崛起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欧洲的反美主义固然在这个世纪里形成了高潮，但这一现象在欧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为什么很多欧洲精英从一开始就对“新世界”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演绎出了很多反美主义的表现形式？显然只有追根溯源，才能从欧洲人在文化上把新世界视为映照自身优越的“他者”中找到答案。这个源头可能比布丰所处的启蒙时代还要早得多，但布丰系统地阐述“美洲退化论”却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果说在布丰之前欧洲人对新世界的偏见还只是散见于一些著述中的片言只语或零碎论证的话，那么“美洲退化论”却把这种根深蒂固于欧洲文化中的偏见置于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之内，在与欧洲文明的对比中形成了对新世界自然环境和生活其中的动物与人的全面否定。从这一意义上讲，“美洲退化论”正式拉开了欧洲反美主义历史的序幕。 一、启蒙时代欧洲对“新世界”的偏见 1492年哥伦布率船队航行到了美洲，揭开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自此之后，美洲这个“新世界”给旧大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为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注入了活力。因此，在那些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欧洲思想家看来，尚未开发的美洲被想象为田园风光般的世界，那里花草繁茂，河湖纵横，植被丰富，果实累累，展现出了一幅上帝“伊甸园”的自然美景。他们在与欧洲的对比中把美洲树立为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他者”形象。哥伦布在登上美洲大陆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确信他发现了“人间天堂”。这种对尚未遭到玷污的原始净土的描述激发起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的丰富想象力，很多文学作品充斥着美洲是“人间乐园和黄金时代”的隐喻。④1584年，英国航海家阿瑟·巴洛(Arthur Barlowe)奉沃尔特·罗利爵士(Walter Raleigh)之命前往北美东海岸探险。巴洛在给罗利爵士写回的报告中称，在他尚未到达北美海岸时，一种强烈的冲动便油然而生，好像一个如花似锦的美丽花园近在咫尺。美洲是人间花园体现在报告的字里行间，如他描述了在船员首次靠岸登陆的地方，“葡萄漫山遍野，波涛汹涌的海浪冲击和淹没了它们。我们也在很多地方发现了葡萄，沙滩上、小山的绿地上无处不是葡萄时……我由此认为，如此之丰富的葡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尚未见过”。⑤类似这样对美洲自然环境的赞美之词在伊丽莎白时代欧洲人的作品中不乏鲜见，“新世界”似乎成为欧洲人逃避中世纪黑暗现实的理想归隐之所。 在欧洲人对“新世界”充满浪漫激情的想象话语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也被“理想化”了。美国著名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戴维·菲尔柴尔德(David Fairchild)认为，当时的欧洲人把加勒比群岛等同于人间天堂，“自然就会对其居民肃然起敬”。⑥印第安人被誉为“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与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靠着上天的慷慨“恩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著名诗人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写了一首题目为《弗吉尼亚远航》的诗歌，流传甚广。在这首诗中，弗吉尼亚被描述为“地球上的唯一天堂”，社会运行依靠着黄金时代的自然法则来进行管理。⑦宗教改革时期的意大利神学家彼得·马蒂尔(Peter Martyr)写道，美洲土著人“生活在过去的一些作者经常谈论的金色世界；在那里，人们过着简朴而纯洁的生活，不用执行法律，不用与法官争辩，没有诽谤中伤，他们只是满足于与自然的和谐，不用为了解未来事物而感到烦恼不安”。⑧因此，新世界的“高贵的野蛮人”能够过着“公正而舒适”的生活，丝毫不需要“欧洲文化和宗教的恩惠”，只要他们“顺其自然”即可。⑨这些把美洲“理想化”的欧洲人在想象中虚构出一幅“新世界”的美妙图景，固然有鼓励向美洲移民来缓和欧洲社会矛盾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表达了对欧洲王室宫廷和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的腐败与奢侈生活的强烈厌恶，对“新世界”原生态生活环境的赞美实际上包含着对旧大陆贵族们骄奢淫逸之风的批评，更是暗示着欧洲文明将在清新绿茵和莺歌燕舞的自然美景中开始新生。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正是“由于具有这样一片可见的未遭到破坏的半球，人类似乎才会实际上实现其一直被认为是史诗般幻想的一切。隐退到一片和谐快乐之绿洲的梦想从传统的文学语境中消失，在各种使美洲成为西方社会新开端的乌托邦方案中体现出来”。⑩美洲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形象与实际状况相距甚远，只是一种寄托个人“理想”的想象而已，注定不会在欧洲思想界占据主流。实际上，欧洲从来不乏那些到新世界冒险的欧洲人撰写贬低大洋彼岸自然环境以及土著居民的报告或描述。这种对欧洲之外世界的偏见可以说从欧洲人一开始踏上美洲大陆就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