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与律法之下：希伯来王国的“有限君主制”

       古代近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完备的君主制度率先在此确立，从而树立了早期国家的典范模式。亨利·富兰克弗特强调说：“古代近东把王权看作是文明的真实基础。只有野蛮人才会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生活。没有统治者的捍卫，安全、和平和正义都不会奏效。”①在不同文明形态下，君主制的内在机制、权力分配与运作方式不尽相同。如果说强大的埃及帝国是绝对君主制的样板，弱小的希伯来王国②则创造了“有限君主制”的雏形。

       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终于在周边民族的影响下建立了王权。希伯来王国的建立只是实现了短暂的政治统一，随后绝大部分时期皆处在南北分裂、国势衰微的状态之中。然而，希伯来王国却在绝对君主制充斥遍地的古代近东独树一帜，为后世留下“律法至上”、“君权有限”等创新性政治理念。③

       不可否认，现代史家在试图重构古以色列社会时面临着许多困难。在文献来源上，关于希伯来王国时代的情况，除《希伯来圣经》以外的相关文献十分稀见；就考古资料而言，有关古代巴勒斯坦“铁器时代II”(ca.1000—550 B.C.E.)的实物材料极其零碎且互不关联。相对而言，对王国时代的研究更多有赖于《撒母耳记》、《列王纪》、《历代志》等几部历史书卷的文本分析；学界一般认为这几部书卷中有关希伯来王国总体框架的记载基本属实，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得到经外材料及考古实物的佐证。④在对以上书卷进行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就希伯来王国政治形态作一项长时段的考察。首先，对指代希伯来王权的两种称谓“”与“melek”进行词源学考辨，分析希伯来君主制的建立及其所折射的王权观；其次，考察“申命历史”视阈下的王国权力体制，表明王权受到来自宗教和社会等领域的多重制约；最后，论述在神权支配下希伯来王国形成的独特的“王权意识形态”，并对“有限君主制”的历史成因、具体实践以及不足之处进行阐述。

       一、“”与“Melek”的词源学考辨

       希伯来早期国家的建立是通过立王实现的，⑤《撒母耳记上》第8—12章反映了以色列人立王、建国的情景。⑥士师时代的松散部落联合体无法整合民众以应对外部强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⑦在非利士人不断侵扰、神圣约柜被掳的空前危机下，王国的建立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长老与民众聚集起来请求先知撒母耳，“像列国一样”为以色列人立王以实现对内治理、对外征战：“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melek)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⑧对此，撒母耳“不喜悦”，并向民众告诫有王统治的诸般恶行。⑨但民众并不听从，而是继续请求道：“我们定要一个王(melek)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melek)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⑨撒母耳再度求问上帝雅卫，⑩上帝在无奈之下允许立王；在此情况下，撒母耳不情愿地从便雅悯支派选中“又健壮又俊美”的勇士扫罗，为他行膏油浇头的仪式，立他为全以色列的领袖：(12)

       扫罗未到的前一日，雅卫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雅卫膏你作他产业的君()吗？”(13)根据以上文本可见，在立王问题上多次出现“像列国一样”的请求，由此表明，王权并非是希伯来社会原生的，它是当时外邦社会十分盛行的统治形式，在对外争战的军事压力下希伯来社会接受了王权统治。值得注意的是，在立王的记载中同时出现了指代王权的“”与“melek”两个词。细心观察便可发现，这两个词的用法存在差别：民众希望立一个“melek”为之争战，但上帝并未按照民众所希望的去做，而是指示撒母耳膏立一个“”。

       王权在古代语汇中有着不同的称谓，体现出各自不同的语境与文化内涵：在两河流域称为“卢伽尔”(lugal，意为“大人物”)，埃及是“法老”(pharaoh，意为“宫殿”、“大房子”)，希腊为“巴赛勒斯”(，意为“军事党魁”)。罗马称作“勒克斯”(rex，意为“治理”)。(14)而在《希伯来圣经》中，指称王国时代君王的有“”(，汉译为“纳基德”)与“”(melek，汉译为“梅勒克”)两个专有名词。透过对这两词的词源学分析，可窥见古希伯来王权的来源及其权限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