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探索与争鸣》第1期，刊登左凤荣教授的文章《片面解读苏联教训的又一“力作”——〈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下简称《评20年祭》)。当年第8期，《探索与争鸣》刊出汪亭友先生的文章《如何解读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兼答左凤荣教授》(以下简称《如何解读》)。以上两篇文章，对斯大林模式、苏联剧变原因，等等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鼓励学术争鸣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的办刊宗旨之一。编者也希望广大学人积极参与讨论，以期取得合理的借鉴，使苏联剧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的大事，能转化为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财富之一。改革开放以前，苏联史领域就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统天下，连学术研究也谈不上，遑论学术争鸣。如今，苏联史研究成为学术领域的显学之一，并且可以在报刊上各抒己见。这一事实本身，已足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领域的繁荣景象了。我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出于珍惜学术领域繁荣景象的来之不易，本着学术平等、互相尊重的平实心态，共同维护和营造和谐的学术氛围，以期推进我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两篇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多，本文仅就以下三个问题，谈点看法。 关于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体制；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也是造成《评20年祭》和《如何解读》对苏联剧变这一历史事件不同解读的关键问题。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异凡主编的九卷本《苏联史》。其中第四卷、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教授著《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斯大林模式起步的历史条件，如何发展、演进，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内容、历史功能、矛盾，等等。该书依据确凿的历史资料，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大饥荒、大清洗及其严重后果等方方面面，作了全景式的如实记叙。可以说，《形成》是到目前为止，记录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真实历史的厚重佳作。当然，作为史学研究成果本身不是解读历史，它只是如实地记叙历史。但是，解读历史首先是了解、直面真实的历史。因此，《形成》应当是解读苏联那段历史的坚实基础。我认为细心地阅读这本书，有助于客观地解读苏联剧变的历史。 《形成》概括斯大林模式形成的过程说：“创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始于列宁执政时期。列宁时期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两种不同的建设模式。但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各方面都不成熟，体制带有过渡性的特点。斯大林担任党政领导后，废除了新经济政策，回到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并逐步对其进行改造充实，通过1936年新宪法的制定最终定型，形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斯大林模式。”[1]如同《形成》那样，将斯大林模式放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应是解读斯大林模式的起点。 对于斯大林模式，《如何解读》认为：“斯大林模式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段。正因为它坚持而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而不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根本趋势，因而总体上符合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这段话，集中、完整地表述了《如何解读》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和评价，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定义性概括。我既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赞同的就不说了，说说不赞同的地方。 我认为解读斯大林模式，应当像《形成》那样，对之做历史的、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如果说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高度集中的、由斯大林个人以党的名义决定一切的集权制的话，那么，通过全盘集体化运动，把个体农民组建成集体农庄，则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并且构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基础，是建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保证。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离开农业全盘集体化，构建斯大林模式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就农业集体化问题，谈谈与《如何解读》关于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开始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在此之前，斯大林对俄国(苏联)农村和俄国农民状况是陌生的，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关于国家的总体建设，斯大林开始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工业化方向，并没有完整的建设方案，而是在实际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更改的。斯大林说：1925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工业化代表大会”[3]。其实，这只是斯大林这么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么写，实际历史并非如此。因为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提出工业化问题之后不久，全国性的粮食收购危机就爆发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的争论，工业化问题被暂时搁置了。 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立即引出了农业全盘集体化。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全国掀起了全盘集体化的高潮。据苏联集体农庄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1929年10月1日，全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只有194.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930年1月20日，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增加到439.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1.6％；1930年2月20日，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猛增到1367.5万户，占到农户总数的52.7％；1930年3月20日，全苏已有1393.7万农户加入集体经济组织了，占农户总数的53.5％。[4]1933年，全苏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集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