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与大都市区的低密度蔓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比如中心城市的衰落、环境的恶化、能源的消耗、开放空间和农田的流失、交通拥堵、种族隔离、基础设施的浪费、财政负担的加重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等。①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美国学术界、规划机构、政府部门、地产集团，乃至普通市民都对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改革尝试，先后经历了城市更新、新镇开发、绅士化运动、新城市主义、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和精明增长(smart growth)运动等。②其中，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城市主义、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运动，对美国的增长伦理进行了根本性的反思，一直延续至今且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新城市主义主要是美国城市规划界的改革运动，它更加注重城市的空间形体规划；而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则主要是各级政府的增长政策，内容更加广泛。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是一个运动的不同阶段，增长管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被精明增长所取代，且两者的特点有所不同。前者更强调对增长的规范和控制；而后者则更强调管理与增长或发展的平衡，强调理性地增长，理论性更强，内容更加广泛，组织更加系统。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增长管理运动进行探讨，精明增长运动需另文撰述。 一、美国“增长伦理”的转变 增长或发展是美国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一主题在早期最显著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对西部边疆的拓殖，二战后的表现形式是人们向郊区的大举搬迁和郊区的大规模蔓延式开发。为了开拓西部，19世纪的美国人怀着兴奋躁动的心情浩浩荡荡地涌向西部，在那里发掘矿藏、开垦土地、放牧牛羊、设州置县和建立城镇，昔日古老沉寂的大地瞬间繁忙兴旺起来。边疆成为上帝赐予美国人的“迦南”、新的“应许之地”。边疆一词也成为美国征服新领域的一个象征性词语，每当美国出现新的发展机遇之时，他们总是以“边疆”一词进行比喻和描述。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一个丰裕的社会，经济发展空前繁荣，人们的增长狂热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与19世纪不同的是，这次增长狂热的目标不是西部边疆，而是新的“马唐草边疆”——大都市区的郊区。许多郊区官员对此拍手称快，因为他们认为，增长意味着扩大税收基础，减少人均基础设施负担，从而稳定甚至改善地方税收状况。新的增长可以“自我支付”，即新的基础设施可以由新的税收自行支付。新开发会为社区带来更规范的物资和服务。新增长可以提高地方工资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新增长还可以带来更多的住宅类型和更宽泛的住宅选址，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比如消防、健康服务、公路、学校等。③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积极推动本社区的增长，包括税收刺激、广告宣传、建造工业园区以吸引新产业的到来等。 然而，增长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它不能超过某一区域的自然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自然承载力主要包括水、土地、大气等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社会承载力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规划能力、管理水平、提供服务的能力、法律制度、机构建制等社会能力。如果增长速度超过自然的和社会的承载力，就会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果然，战后美国城市和郊区的增长狂热导致了城市蔓延式的开发，所谓城市蔓延就是“未经规划的、不受控制的或不协调的单一功能的开发模式，它不能提供富有魅力的和土地利用方面的功能混合，与周围的土地利用功能没有关联，其各种表现形式就是低密度的、带状或长条状的、分散的、蛙跳式的或孤立的开发模式”④。这种低密度蔓延导致了前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严重后果。 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伦理”受到人们的质疑，一种反对增长的“新态度”迸发出来。学者们著书立说阐明增长带来的危害，众多的报纸杂志登载文章进行宣传。此外，在有关开发问题的听证会上，在地方官员的选举中，在发行公债的公民表决中，人们越来越明确地反对没有限制的增长。许多社区对发展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州和联邦政府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土地利用和增长管理法规，以协调州、区域和地方社区的增长。对此，美国学者兰德尔·W.斯科特(Randall W.Scott)写道：“美国的增长伦理越来越受到挑战，它不再作为一个进步的前提条件而被人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正经受着广泛的讨论，而对它的管理和控制则被许多人视为现代土地利用政策的根本内容。”⑤ 有些人甚至提出了“零增长”、“停止增长”和“非增长”等概念，试图对增长的全部或部分叫停。他们对地方官员说，“停止”，“够了”，“在我们制定规划——真正的规划——之前先停顿下来”⑥。他们组织了许多地方团体以抵制增长。许多地方辖区开始排斥外来居民，抵制增长压力。零增长的倡导者一般是那些已经迁居郊区良好生活环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主张势必遭到尚未迁移到郊区或生活在郊区衰败社区的人们的批评。批评最激烈的莫过于黑人领袖，因为黑人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蜗居于中心城市和衰败的内层郊区。他们指责倡导零增长的规划人员和地方官员试图“使恶毒的种族灭绝合法化”，“呼唤种族大屠杀的幽灵”。他们揭露零增长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和维护本国的富人与穷人、白人与黑人的鸿沟。1972年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他们的方法就是在原则上敌视增长，对于普通民众的需要漠不关心。它具有明显的阶级偏见，反映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价值判断。它的倡导者往往是一些善良而富于奉献精神的人们。但他们是一些富足的人们，并且希望踢翻他们身后的梯子，虽然他们并非有意识地这样做，但他们的基本目标却是如此。”⑦与此同时，这种零增长的观点也遭到了来自商业利益集团、地产主、建筑商、广告商等与土地开发相关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其原因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