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长期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最近三十多年来，其内涵、方法和地位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持论乐观的学者觉得，虽然社会史的兴起给政治史带来了冲击，年轻学人对政治史的热情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政治维度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概念扩展，研究空间拓展，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等新的方向。①另有学者则略显中立，谈及“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语气中并不蕴涵大喜大悲之情。②另有学者却忧心忡忡，感到中国政治史遭受了致命的冲击，陷入了衰落状态；由于社会史的“渗透”和“策反”，政治史连身份也发生了动摇，不仅与社会史的边界模糊难辨，而且面临受其“同化”的危险。③因此，肯定和维护政治史在整个史学中的基础地位，就成了当前中国史学的重要议题。④然则中国政治史是否真正遭遇了危机，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⑤在这个学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时代，我们在看待中国政治史的现状和前景时，很难仅只孤立地从中国史学着眼，而需要参考国际史学的经验。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⑥其实，这样的争论在美国史学界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如果对近百年美国政治史的兴衰略作评议，或许能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史的状况及走向提供一种参照。当然，中国史学的历程与美国大不相同，即便在趋向上有某种一致，其步调也是相去甚远的，因之不能听到美国史学界有“政治史的危机”或“政治史的复兴”之类的说法，就联想到中国也必有相似的问题或趋向。在切实了解美国政治史的演变及其语境时，中国学者须保持清醒的差别意识，不必做简单的比附。中国政治史所面临的挑战，只能由中国史家用自己的治史实践来应答。 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近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史的遭遇，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内忧”，是指经典政治史的题材资源枯竭，内部创新冲动衰减，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论著越来越少；所谓“外患”，则是社会弥漫着对政治的失望和冷漠的情绪，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对政治史构成巨大的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的沉浮不过是整个美国史学的缩影。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有学者在谈论史学的衰落。李·本森在1969年曾说，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后50年间，史学对社会思想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学科。⑦将近20年后，西奥多·哈默罗宣称：“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衰落，或许还不是消失，但无疑已是黯然失色。”⑧历史学博士学位“产量”的变化，似乎也为“衰落”说提供了佐证。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60年为364个，在1972－1975年间飙升至每年1100个，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每年仅有550个。⑨美国史学的这种“衰落”，当然不能单从史学自身来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众多学科的竞争和消长中看待。19世纪末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扩张，获取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声望，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下降，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美国史学虽在整个“知识王国”中处境不利，但仍在不断走向精细和多样化。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率先完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不仅更加重视史料和证据，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考辨和表述事实的规范与技艺。⑩美国史学受欧风熏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专业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史学”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广泛的学术实践。到五六十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社会转向”(social turn)，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渐成史学主流。(11)进入七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史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用语言所表述和塑造的世界，久已有之的文化史也具备了“新”的面目，人的“内在经验”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把越来越多的题材阑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都促成了某种“文化转向”。于是，文化史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一种适合于处理各种历史题材的路径和方法。(12) 美国史学这些既深且巨的变化，可以见之于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就研究的题材而论，21世纪初的美国史学同一百年前相比，有几个至为显著的变化：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各界精英转向底层民众，从中心转向边缘，从“硬”问题转向“软”问题。(13)当然，这些变化只是某种趋向，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取代前者。当今美国史家感兴趣的题材呈高度的多样化，锐意发掘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也不乏其人。与此相伴随的是，史料也变得愈益多样化。经典史学把档案文献奉若至宝，大力推动了公私档案的整理和开放；“新史学”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史料的价值，把生死记录、家庭账册、财产清单、选举记录等材料纳入了史家的视野；“新文化史”则将从前根本不具备史料意义的事物，如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课本、广告、歌谣、票证、电视、电影等，全都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当今美国史家无论研究什么题材，通常都怀有“泛史料”的意识，不肯错失任何发现、利用新材料的机会。许多史家仍然相信，史料的意义在于其中包含着关于过去事实的信息，史家的工作就是辨别、提取和解释这些信息；但是也有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尤其是新文化史家，开始关注史料形成的语境，甚至认为从史料中看到并不是过去事实，而只是关于过去的各种解释。于是，史料就不再仅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同时也是需要解读和阐释的文本。在解读过去的文本时，许多美国史家并不依赖分析方法，而更借重于阐释。他们也不再欣赏全景式写作，而偏爱碎片化的小题材。社会科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化以及基于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计量方法，在六七十年代曾盛行一时，但到80年代后期也失去了风头；基于人类学的“深描”理念而形成的新叙事方法，已成为“文化转向”之后美国史学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