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作 者:
桑兵 

作者简介: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历来讲究治学方法,大抵分为二途,专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实用则浅学不易捉摸。良法必须学识功力兼备才能领会把握,一味面向后学新进的趋时横通,犹如江湖术士的自欺欺人。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种时髦方法,大都生成于域外,移诸禹内,难免具有统系却格义附会,导致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远。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还须恪守古训,读书为己,严格自律,以免治学则无知无畏,教书则误人子弟。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5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1-0085-12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之昂:《登幽州台歌》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白居易:《长恨歌》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王国维关于成就人生的事业学问须经历三境界说,世人耳熟能详。上引唐宋三诗,则似与今日治学的三种状态神似。前者凭空天降,横逸斜出,无知无畏。其中则动手动脚,踏破铁鞋,实则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后者各以一定之规裁量所有,看似清晰,其实始终茫然,且不自觉。治学以及读书,必须熟悉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事实问题,才有可能拿捏得当,三者缺一不可。否则谨慎者难免心中无数,忐忑不安,摸着石头却过不了河,大胆者索性扫除羁绊,打倒前人,凿空逞臆,以便随心所欲。即使见识高明,也有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智者之失,乃至不温故而欲知新的臆论妄言。诸如此类的超越创新,不知前人何在,也就很难真正突过,充其量只能沉浸在坐井观天的自娱自乐之中。

       本书各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有关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及专论。其二,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与应用的分说。其三,关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讨。虽然因缘各异,长短不一,内容则主要涉及史料的规模类型、解读应用以及与此相应的治学的门径方法。以往凡有著述,都要专门用心写一绪论,说明研究办法以及书中未能备述各事。本书多少有些例外,各篇大都是相当于绪论的各种解说,再写绪论,似乎多此一举。因此只是简略交待些写作因缘,并略作申述。其中有些看似题外话,却是读书治学的应有之义,读者不妨心领神会。至于各自悟出什么,全凭因缘造化。

       一、两种史法

       本书的写作,缘于友人进言,可写些文词浅显的短文,为初学后进显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其实此类书前贤早已具备,无庸置喙,而且要想深入浅出而不逾矩,实为难上加难之事,并非如一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信手拈来。深入则难解,浅出则乱来,不易兼而有之。不过当时也心有所动,并拟就数十则条目,从求师谈起,逐层递进,显示读书与治学的取径途辙。只是动起手来,犹豫再三,还是改变初衷,不欲刻意追求浅显易懂,雅俗共赏。因为学术研究,必须取法乎上,才不至于等而下之。而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此非故标高的,但凡针对一般时趋立论的,立意本来不高,结局势必陷入对立面的窠臼。而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听授者程度悟性不同,领略各异。从者众与和者寡,高下立判,少有例外。

       王国维谈哲学,有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这样的两难也可以放大到各类学问。就清代以来学术的取径表现看,大概都有可爱与可信的难以兼得。沟通之道,是将可信之学做到可爱。所谓可爱,并非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而是情有独钟的生死恋,是潜心向学者心仪的挚爱,不是一般读者兼具的泛爱。讲座之类的耳学,对于听授者而言,大抵为可爱之学,图个热闹,刺激一下感官,振奋一下精神是可以的。循此要想登堂入室,则很可能是缘木求鱼为多。固然,讲者也可以不顾听众感受,径直宣讲其可信之学。其结果势必听者藐藐,门可罗雀。要使从学者能够领悟可信之学的可爱,决非讲座之类可以成就。

       历来讲治学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读书治学有成,述其心得,所言不是空谈方法,而有应用的成功范例,皆有裨于治学的实际,可以助长功力;一是专讲方法,犹如纸上谈兵,花拳绣腿,说得天花乱坠,打得刀光剑影,临阵却不切实用,反而可能误导。近代新进学人颇为尊奉的章学诚,在乾嘉学术系统中便属于专讲史法一类。其所讲古代学术,谬误甚多,而其侈谈如何治史修志,下手却鲜有成功实例。如此却一心想以金针度人,难免招来无数的物议。若非近代学人比附西学,误解科学,以为章氏所言符合西洋的科学化准则(其实西洋不存在公认的科学标准,也没有不言而喻的普适科学方法),遂被再发现重认识,其学术地位更加可议。

       专讲史法与治学心得不同,前者不仅有凿空逞臆之嫌,而且不无以讹传讹之处。教条般的高头讲章,看似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实则于治史百无一用。解读材料研治问题,必须讲究有效实用,避免夸夸其谈。凡不能以所讲方法做出高明具体研究者,充其量无非章学诚的翻版再世。而读书得间的领悟,哪怕只是一孔之见,也有助于解读材料、研究史事。前贤好以序跋的形式言说其心中推许的理念方法,这些序跋,作为对相关著述的评介,未必完全适当,或是不免有所隐曲,而作为心中期许的标的,却往往能够体现高远意境。尤其是那些出类拔萃的高人雅士,所言大都经验之谈兼高妙之论,品味隽永,收效显著。相比之下,专门论述治学方法的著述,虽然不乏常识通则,反倒显得浮泛疏廓,或以域外之陈言,为华夏之新知,夹杂各种横通之论,只能蒙骗小夫下士。若是应用于实际的读书治学,则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以致不可救药。

       有鉴于此,不必侈谈史学理论和方法,而要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根据治学所悟,提供一些使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取径做法。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必须反复揣摩,以求心领神会。二者看似高下有别,但治学方法的基本与高明其实相辅相成,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所由。即使技术层面以下的规则,如果理解到位,拿捏精当,也可能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当然,在专讲史法的人看来,前贤的经验心得反倒有不像乃至不是方法之嫌。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