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4－0017－17 1912年2月15日，曾任前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此掀开其政治生涯新的一页。或许是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一年后，即1913年2月，由袁氏门人沈祖宪和吴闽生所纂《容庵弟子记》正式印行。书中详细记述了袁氏从幼年起至武昌起义爆发前的经历，向国民描绘了一个自小便英武豪迈，步入仕途后勤于治事、多谋善断、赏罚严明、思想开明而又操守清廉的朝廷重臣形象。然而，舆论对袁氏的这种形象并不完全认同。在《容庵弟子记》印行后的大约四个月内，一部以“人物品评社”名义匆忙编纂的中文传记——《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以下简称《照妖镜》)，和一部由小越平陆撰写的日文传记——《阴谋家袁世凯》(以下简称《阴谋家》)，相继在日本印行，将袁氏过往所为，一一数落，骂了个狗血喷头。而同年稍后印行的另一种日文传记——内藤顺太郎著《正传袁世凯》，则对袁氏行事大加赞赏，与前两传恰成鲜明对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三种传记袁氏皆曾寓目，①其面世背后各有故事，只是至今不为人知。② 一、人物品评社《照妖镜》偷运入津及被禁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然在革命党内部，始终有一部分激烈分子对袁抱持反对态度。1913年3月末，恰逢袁氏就任刚满周年，距《容庵弟子记》推出不到两个月，《照妖镜》一书在日本悄悄开印，并且在一个多月后就有数千部被偷运至天津，准备发售。虽然最终遭到查禁，但袁世凯方面为此着实忙乱了一阵。 事情的发生，还得从北京《民主报》的一则广告，和一个在天津的名叫陈俊英的商人说起。先是5月9日，由革命党人景耀月(太昭)、雷铁崖总编的《民主报》，在广告版头条刊登了一则售书广告，题为“《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出现”，其中写道： 是书为人物品评社所著，其目的在鉴别藏［臧］否，区分真伪为依归。就中所论政治之良窳，品行之俾［卑］污，手段之恶，心术之险，皆证据确凿，极为中肯。刻已运动初集数万部，定价大洋一元二角，暂行减价大洋七角出售。本社为北洋总代售处，南洋则以广东、上海、汉口三处分售。本社开设天津日界闸口西大街北胡同路东便是。国民书社谨启。③ 次日，陈俊英给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写了封信，并于11日通过邮局发出，说有“要事”报告。信中写道：“今日忽探得一件要事，与大总统极有关系，乃是一本书籍，诋骂大总统历年所为，由驻高丽委员起，至罢军机大臣、出任内阁及选为总统止，无所不谩骂。此书由日本私版印就万本，装箱付津，著者名唤人物评议者。带该书回国之人近日手困，将提货单押在银行，假借洋四百元。目下又以困难之故，周处觅人借钱，赎书发售。……该书名《照妖镜中之袁世凯》，未知有所闻否？”据信所言，该带书回国之人为了借钱赎书，找到了一个名叫郑保诚的人商量，郑无款可借，转而向一个名叫梁降的旧金山归国华侨商量。梁与陈俊英曾有一面之雅，又转商于陈，陈于是获知此书“与大总统极有关系”。据陈报告，“该书初欲售与某派党，因代价太低，彼售书人连版权共要一万六千元，某党只出六千元，未成。又有人代其设法向王赓处介绍，欲政府收回此书及版权，现尚未知若何，问王君便知有无其事耳”。看起来，带书人只是为了牟利，并无党派立场。不过陈俊英认为该书“为坏大总统名誉之品”，因此建议梁士诒“觅人借四百五十元与带书回国之人，将提单赎出”，然后将书提出“扣留”，并“拿办该带书人”。陈又告梁，自己将“设法将书骗出一部寄呈”，或者以笔抄写一份。④ 5月12日，陈俊英又给梁士诒写了封信，报告《照妖镜》一书已于11日从郑保诚那里借到，郑限12日一早交回。他已通宵阅看，唯篇幅过大，“全书都十万余言”(实为七万余言——引者)，无法抄写，只能将“封面样子及叙言、目次等抄呈”。又将书的来龙去脉再次向梁报告了一番，所言情形与5月10日去信大体相同，只是前信言“此书由日本私版印就万本，装箱付津”，此信则言“是书现有三千部，押存正金银行”，似万本为在日印就总数，运至天津者则为三千部。关于处理办法，陈俊英主张“用强硬手段”，“通饬各警署，禁是书发行，并照会领事，以是书有碍治安及摇惑人心之处”。在信末，陈又告梁：“《民主报》已登该书不日发行，但不确切，勿信。”⑤ 大约在此前后，袁世凯的本家弟弟袁世钊，也从一位叫做邓谒云的女士那里得到一册《照妖镜》，并从前充塘山副警长郑世麟处获得报告，说“有华人四名，由东洋运来伪书三千册，计图惑人耳目，破坏大局，现存日本店内，因短少店洋四百元，尚未出售”。所言情形与陈俊英向梁士诒报告者基本相同，唯带书回国之人陈函未明言有几人，郑世麟则报告有四人；陈函云书“押存正金银行”，郑世麟则云“现存日本店内”。袁世钊将上述情况写信报告袁世凯，要袁立刻派人到天津来，“将此四人拿获，彻底根究”，并将书“立即销毁”。⑥ 那么，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何以会引起袁世凯亲信恐慌，并要求查禁呢？由于遭禁，此书在国内已很难找到，幸好在日本尚可看到。根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现藏该书，这是一部大约七万余字的中文传记，著作者和发行所均为“人物品评社”，印刷所为“人物品评社印刷部”，印刷时间“中华民国二年三月三十日”，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二年四月一日”。印刷所和发行所均无具体地址，可知这是一部私印之书，究竟在日本何地印刷，已难得其详。“人物品评社”也很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名称。书前有“自叙”，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年四月人物品评社同人识”，说明该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自叙”后为“《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初集目次”，全书最末一行亦写有“《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初集终”，说明著者还打算出二集或续集。书中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从“少年时代之袁世凯”一直叙至“宋案”发生前之袁世凯，其中武昌起义以前部分叙述很简略，武昌起义以后部分约占全书4/5篇幅，但大多为函电等资料的汇集，并且全书前后叙述多有重复之处，可知该书是在仓促之间成书的。由于作者完全站在革命党立场叙述，因此可以判定，这是一部由在日革命党人以“人物品评社”名义著作和私自发行的袁世凯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