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的时期，不仅面临着王朝危机，而且遭遇民族危机。这一时代变局无疑会对晚清的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中国的学术文化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不过这种转变在道光年间仅是微澜初起，此时的学术风气在表面上仍然是传统学术一统天下。即使如此，道光年间的学术与清中、前期相比仍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王国维所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①时至晚清，传统学术虽然由于西学东渐发生动摇，但未完全失去主导地位，与其他学派相比，汉学依然保持优势地位。 对于清代主流学术汉学，过去人们更关注其在乾嘉时期的发展，以为过此便衰落了②。实际上，道光以降的汉学虽然不似乾嘉年间名家荟萃，盛极一时，但是“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③，以新的方式影响着晚清学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相似看法④。因此，汉学在晚清之发展，并没有因内忧外患之加剧、西学东渐之深入而迅速衰落，而是因缘就势出现了新的转机，延续了在学界的正统地位。 纵观清代乾嘉以来汉学的发展，从其内容、特点及所处时代的不同来看，似可分为两个阶段：以道光朝为界，乾嘉汉学为第一阶段，道光之后的晚清汉学为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内，汉学地域主要局限在京师、苏皖一带，汉学大师云集一时。此时的研究内容以音韵训诂、典章制度、考证史地、校勘辑佚、天文历算为主。后一阶段汉学扩展到全国，研究内容还出现了新领域，即诸子学、金石学和边疆史地学。道光朝的汉学在清代汉学发展中的地位常为学者所忽视。对于一些学者而言，嘉道之际是汉学衰落的开始，一流的汉学家相继谢世；而注目晚清汉学的学者又目光偏下，没有意识到道光朝是汉学新阶段的起点。道光朝可以说处于清代汉学青黄不接之时，但却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不但汇集和总结清初以来尤其是乾嘉学者解经之作的《皇清经解》刊刻于道光九年，而且汉学区域逐渐扩展开来，新领域的开拓在此时萌芽，汉宋由对峙走向兼容，影响同光学术的新的汉学重镇及重要汉学家亦在此时奠定基础。因而，学者应该对道光朝的汉学予以适当的关注。 一 汉学地域之扩展、新的汉学中心的出现 道光年间汉学的发展格局出现很大变化。嘉道之际，汉学开始由京师、苏皖一带扩展至全国，虽蛮荒之地亦有汉学家之足迹。而原来的汉学中心随着咸同年间的战乱破坏，不复往日之景象，“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⑤，继之而起的则是新的学术重镇。对此，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学者指出：“乾嘉中学者，多出中原江浙数省，道光以后，则两湖、闽广推而至黔南荒陬之地，亦闻风蔚起，此亦一大转变也。”⑥ 乾嘉年间汉学分布之地域在江苏、安徽和京师，主要学派为吴、皖和后来居上的扬州学派。道光年间，以前汉学岑寂的浙江、广东、两湖、山西、云贵等省也有了汉学家的活动，并且出现了新的学术派别如东塾学派，随着汉学区域的扩展，确立起新的汉学中心，如浙江、岭南等。 “一省学风之隆盛，必有一二大师巨儒，为之提倡”⑦，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展得益于在各地任职的倾向汉学的官员的提倡。这些官员或出任地方学政，或担任乡、会试主考官，奖掖后进，影响士子们的治学方向。道光年间影响士林最大者莫过于阮元和程恩泽，“时乾、嘉宿儒多徂谢，惟大学士阮元为士林尊仰，恩泽名位亚于元，为足继之”⑧。阮元在嘉道年间历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屡主文衡，“到处提倡学问，浙江、广东、云南学风皆受其影响”⑨。程恩泽于道光三年、道光六年先后在贵州、湖南任学政，造就了郑珍、莫友芝等汉学家。 江淮、京师之外最先崛起之汉学中心为浙江。浙江能够成为继苏皖之后的又一个学术中心，一方面是由于嘉道年间汉学风气逐渐盛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出现了俞樾、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孙诒让等一流汉学家。浙江盛行考据之风导源于阮元抚浙和嘉庆六年(1801年)诂经精舍的建立，然而开始作为汉学中心发生影响则到了道光以后⑩。道光年间浙江活跃着一大批汉学家：以经学启迪后学者有钱仪吉(11)；精通小学者有钟文蒸、许梿；专注于金石碑版者有朱为弼、冯登府、吴云；擅长今文经学者有龚自珍、邵懿辰等；承接皖派经学者有沈涛、凌堃；涉足西北史地者有施国祁、沈垚、汪远孙；涉足诸子学者有严可均等；精研天文历算者有项名达、张作楠、徐有壬、夏鸾翔、李善兰等；目录学家有周中孚等；主张汉宋兼采者有黄式三、徐时栋等；擅作史者有钱仪吉、钱泰吉兄弟。这些学者之治学内容遍及汉学各个领域，尤其是道咸以后成为显学的金石学、诸子学、西北史地学，为浙江汉学的盛行和汉学人才的不断涌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任广雅书院院长并为陈澧高弟的廖廷相在《劬书室遗集序》中说：“岭南承白沙、甘泉之遗，国初如金竹、潜斋诸儒，类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迨扬州阮文达公督粤，开学海堂以经术课士，而考据训诂之学大兴。”(12)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崇尚白沙心学，道光以后，考据之风逐渐盛行，使其在晚清成为与浙江平分秋色的另一汉学中心。道光年间是岭南学术风气发生变化以及汉学发展的初始阶段，其代表人物有曾钊、侯康侯度兄弟、陈澧等。其中陈澧(13)影响最著，形成了晚清学术史上著名的东塾学派。据中山大学的吴茂燊、黄国声考证，陈氏平生除肆力于经、史、子部外，旁及天文、地理、文字、音韵、乐律、算术、诗词、古文、书法、摹印、绘事，各种著述约116种(14)。陈澧的著述大部分为考证之作，如《切韵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声律通考》等，这些著作不但对广东汉学的发展有所影响，而且及于岭南以外。“吾粤文风，自清咸同以降而浸盛，近百年间人才辈出，著述益丰，且有度越中原之势”(15)，即指此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