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2-0155-16 “国语”是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一个概念。通常认为，中国近代“国语”由明清时期的“官话”演变而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又正式被“普通话”取代：虽一物三名，实一以贯之，差别仅在不同时代通行的称呼不同而已。凌远征在讨论“推广普通话运动”时，分为“官话的形成和推行”、“国语运动”和“推广普通话”三个子题；何九盈更明确认为：“现代标准汉语，从前叫‘官话’、‘国语’，现在叫普通话。”①20世纪后期，还有一批学者就汉语标准语的名称问题发生争论，建议把“普通话”恢复为“国语”。②此议虽始终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显然，在不少人看来，“官话”、“国语”、“普通话”这些概念只是同一物事的不同装束，值得争议的只是哪一套扮相更好而已。 从语义功能来看，将此三名视为具有线性演进关系的同义词，确实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把语言(包括语言学术语在内)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其他部分是互动的，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到其他领域的影响，则问题就展示出另一个维度：从概念演变中，可以观察到社会观念的迁移有着密切互动。倡导“概念史”研究的德国史家瑞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曾言：概念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经验、预期和行动”。③就此而言，上述三概念在语义上的诸多微妙差别，绝不可视为不同时代表述习惯的差异而忽略不计，更不能将它们视作简单的“进化”关系，而应从其所由出现与运用的历史语境中，细致考察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是如何界定自己的“经验、预期与行动”。在此意义上，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远比其同义性来得重要。 一、从“官话”到“国语” 清末新政时期“国语统一”观念甫经提出，“官话”与“国语”就自动被看作一组同义词：不但民间舆论将二者混为一谈，官方最早推行语言统一的政策亦号称要普及“官话”(详后)。此后，它们的同一关系就固定下来(有时还加上“普通话”一词)。191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的一份决议即云：“所谓国语，即从前所谓官语，近今所谓普通话。”④钱玄同在192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也说，中国自元代之后，就已形成了一种“普通话”，即“俗称为‘官话’的，我们因为他有通行全国的能力，所以称他为‘国语’”。⑤十多年后，他再次提到：明清以来，“南北混一，交通频繁，集五方之人而共处于一堂，彼此谈话，必各牺牲其方音之不能通用者，而操彼此可以共喻之普通音”，遂在此基础上“发生一种普通语言，即俗称‘官话’者是。”其名“甚不雅驯”，而实为“六百年来一种不成文之国语”。⑥ 之后，类似诠释方法又被推广到更古老的“雅言”一词。按《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钱穆云：雅言“犹今称国语，或标准语”。孔子为鲁人，“日常操鲁语”，惟于诵《诗》、《书》、执礼三事“必雅言”。其意“一则重视古代之文化传统，一则抱天下一家之理想”。⑦缪钺亦说：先秦诸国在方言之外，“必更有一种共同之语言，如今日所谓‘官话’或‘国语’者，绝国之人，殊乡之士，可借以通情达意，虽远无阻也”，此即“雅言”。“雅”者“正”也，则“‘雅言’之义，殆如今人曰‘标准语’”。⑧这都是近代以来的新思路。清儒对《论语》“雅言”一句的解释，包括钱先生所本而缪先生也引用过的刘台拱《论语骈枝》在内，便都只说是“正言”，似乎很少有直接解作“官话”的。 若认真比较近人的表述，则“官话”是否等于“国语”，恐有再思之必要(更不必说“雅言”了)。为“国语”下定义者不止一家，吕叔湘1944年的一段话较简洁地表达了多数人的共识。他说，“国语”有三层涵义，其中前两个是：首先，“相当于‘中国语’，别于外国语而言”；其次，“等于‘标准语’，别于其他方言而言”。⑨仅从这两个义项看来，“国语”和“官话”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官话”的主要区分对象是“方言”，而非“外国语”；其次，同是与“方言”相对，“国语”是“标准语”，“官话”却只是一种“共通语”，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语”。⑩ 作为自然形成的共通语，官话并没有一套公认标准，而是一组语言的共名。现代语言学家一般把官话分为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西南官话三大系统；每一系统内部又可做进一步区分，如北方官话就包括了华北官话、西北官话等。在各种官话中，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分别是北方和南方官话的代表语言。此外，各省乃至更基层的单位也都有自己的“官话”。因此，虽然都是“官话”，但任意两种官话之间的差异可能是非常大的。中国基督教会方面1922年出版的一份材料说，北方官话、南方官话和西南官话“很相似，所以讲某一种官话的人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听懂另一种官话”。但另一处又说，直隶“全省通用北部官话。像其他一些通用北部官话的省份一样，有些地方带有较浓重的地方口音，以致一般北京人听100英里以外的人讲话有时就感到困难，特别是北京以北的口音更为难懂”(11)。一省已是如此，何况全国？显然，官话既有一定的共通性，又有很强的地区差异性。故时人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官话”，见解非常不同。“国语”就不一样：其语音、语法标准都是唯一的，可以区分“正确”与否；语汇的使用虽灵活得多，大体标准仍是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