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12-0111-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全方位地展开，西方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交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解释历史的成果大量引入国内，起初是“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即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出现，继之有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灾荒史、生态史等，接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计量法、历史比较研究法等流行开来，中国历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外来的西方话语体系，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内容，深化了我们的学术认识，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功不可没。然而，凡事有利即有弊，有正就有反。对待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应作如是观。 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中国中心论等先后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冲击—反应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提出，得到当时众多学者赞同和支持。该论经典表述体现在费正清和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在序言中，他们强调：“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她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1] 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持相同观点：“传统中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静态的或停滞的。相反，它曾经持续的变化，而且变化多端，但变化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约定俗成的范式内进行。这种无所不包的范式在中国地理范围内长久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的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过数世纪发展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的状态。”[2]简言之，中国已经形成惰性，积重难返，但还没有达到一成不变的地步。不过，这种变化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没有西方的冲击，不可能冲出这个范围。 冲击—反应论是“费正清时代”的灵魂，其影响盛极一时。费正清的众多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如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等等。这些著作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冲击—反应论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大量拥趸，在不同场合得到宣传、阐发。客观地说，冲击—反应论是美国一个世代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成果，被传播到中国后，对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主义历史观产生了强烈冲击，对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重建中国近代史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在冲击—反应论受到中国学者追捧的同时，其内在缺陷也暴露无疑。一是“冲击”的前提具有不确定性。冲击—反应论的潜在前提是西方，是西方对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的冲击，西方只是中国的参照系。问题在于，西方这个参照系是确定无疑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本身就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存在着诸多分歧。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近代西方本身时，这种虚假的一目了然的现象迅速消失。我们认识到19、20世纪的大师们殚精竭虑地探索近代西方事变的内在含义时，往往众说纷纭，相持不下……当然我们对西方所‘知道’的[比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是对于我们，西方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迷惑难解的。”西方的不确定性如何能够作为衡量中国的参照系呢？二是“反应”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冲击—反应论的对象是中国。那么，这里的“反应”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中国普通的目不识丁的民众吗？是长期居于深山老林不知世事变迁的原住民吗？都不是。“中国回应”中的“中国”是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中国地域广阔，人数众多，民族、语言等方面差异很大，尽管他们都处于一个文化体系中，但对西方的认识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所谓“中国回应”，也只是指少数精英人物对西方某些方面的回应。如果简单地把少数人对西方的回应作为整体中国人来看待，显然有失偏颇，有可能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除了“冲击”的前提和“反应”的对象不确定外，冲击—反应论还存在诸多具体问题，如该论只适用于晚清时期某些问题，而不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该论多涉及政治内容，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论述，等等。也正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冲击—反应论的经典作家费正清本人也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观点，使其更切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在其遗著《中国新史》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最清楚中国历史，正如美国和欧洲最清楚西方世界的历史，这种事实会促使中国和中国以外世界的视角不一致。”[3]在该书中，他强调，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中国。中国历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不能把西方历史作为衡量中国历史的标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由此可知，冲击—反应论的浮夸之风已逐渐消退，历史定位趋于平实，渐渐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