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1-0046-07 张申府哲学思想的形成期是与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相互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时期，张申府以哲学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中国的思想舞台及政治舞台，由此形成了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双重联系：一方面，其思想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洗礼，属于这一运动的精神产儿；另一方面，其思想又给予新文化运动以积极影响，在这一运动中打上了自己的鲜明印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特别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而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双重联系的关节点也出现了变化，经历了从倡导“科学”、“民主”到主张“社会主义”的转变。可以说，“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张申府哲学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相互联系的三个关节点。本文拟从这些关节点入手，根据《张申府文集》中所收的1917-1926年的著述，对张申府哲学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及其变化作一梳理和阐释，以说明其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因素及内涵，以及对时代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以“纯客观主义”倡导“科学”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树立的思想旗帜，也是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念。1915年，在标志这一运动发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即通过《敬告青年》一文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P135)正是从这时开始，“科学”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象征，给予一代新青年以深刻影响。对于这时的陈独秀，张申府十分推崇和景仰，誉之为中国革新事业里的“最干净的健将”[2](P29)；对于陈独秀所树起的“科学”旗帜，张申府则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鼓吹者。 1919年前后，张申府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科学”的重视和强调。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第5号上，陈独秀以“只眼”为笔名发表《除三害》一文，主张除去中国的“军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张申府随即在《每周评论》第6号上发表《兴三利》的随感录与之呼应，称：“同社只眼主张除三害，痛快得很。吾愿同时也能兴三利。”其中所兴之一“利”就是：“实行科学教育，使人人对于事物都抱着遵守科学法的态度，都是批疑之胆大而容受之心虚。”[2](P11)1920年，他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3期上发表《科学里的一革命》一文，向中国人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称相对论的创立是“革命的物理新说”，认为：“影响所及足可使科学的根本概念——空间、时间、物质、能力、质量、动能等——破天荒的根本改变，自然知识的诸原理通盘再造，流行的科学的哲学完全毁坏。差不多可算安度已二百五十年的奈瑞(牛顿)吸力律既从此站不住脚，代嘉德(今译笛卡儿)以来假定为弥满空间以释万象的‘以太(孔德既曾反对此)也自此不得不退去。”[3](P25)同年，他在《新青年》第7卷第4号上发表《罗素与人口问题》一文，对科学造福人类的效用充满信心，认为科学的进步必定能使全体个人获得身心的健全发展，强调：“我们可期望以科学的发达，身心不健全的均可有处置方法，以至于这种人都没有了：这实是可能的事。”[3](P22)总之，在他看来，“科学”不仅是认识自然世界的伟大工具，而且是改造人类社会的根本手段；要改造旧中国为新中国，就必须大力推崇和积极高扬“科学”。他甚至表示：“我觉着，只替科学吹就好，不论怎么吹都好。我相信弄科学，最是中国今日根本之图。中国人坏到这个样子，中国人麻木到这个样子，中国人敷衍苟且，不耐烦，不讲理，急功贪小便宜，到这个样子，这也非拿一个非不敷衍、非讲理、非耐烦不成的科学来治他不成。中国今日实在应该多多出些科学书。”[4](P91)正是这样，他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新成就十分关注，积极学习和了解。他晚年在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的访谈时回忆说：“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5](P123) 实际上，张申府所说的“只替科学吹就好，不论怎么吹都好”，只是极而言之。他对于“科学”的支持和鼓吹，并非是无原则的，而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原则，这就是立基于科学方法。他指出，“科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效力，实在于科学方法的作用。所谓科学方法，在他看来，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真”与“实”，是他在谈论和表达科学方法时最常用的概念：“吾们只求的是真，吾们只认得的是实。”[2](P31)因此，他又把科学方法称之为“实法”和“纯客观主义”。他说：“须知科学法乃是西洋文明在世界上最大的贡献。新近刚过四百年祭日、有史以来最博学多艺、思想观察极自由、亲自然而顺实的李翁柰(今译达·芬奇)始器重之，厥后百年伽离略(今译伽利略)乃大用之，实立近世科学之基。这个方法，质实说来，本不过实事求是，弃绝习传，说他非西土所专有固无不可。但是用他奏出很大的功验，确是在彼。现在他们把他越发看重，许多地方都要用他，还有好些大的果效放在眼前。吾们今要改革思想，期图自由，变风易俗，实在也缺他不可。科学法就是实法，原来没甚稀奇的。”[2](P32)“我总觉社会改造并不是没办法的。开头的办法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你要千万注意的那一‘真’字。申言之，便是‘说实话’。再说，就是要痛揭人类的疮疤；物物事事显出它的本来面目。我信，科学之所图，也不过如此。所以言精神，便是要‘科学法’的精神。起个主义的名字，我就叫它‘纯客观主义’。重反言之：就是要打破一切幻念迷信独断等。”[4](P75)因此，在他看来，支持和鼓吹“科学”，固然需要介绍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成就，但更为关键的在于倡导这种作为“实法”和“纯客观主义”的科学方法。他于1925年发表《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段旧感重发》一文，批评了对“新文化”的种种空谈，认为与其空谈“新文化”，不如着力倡导“科学法”：“精神方面，中国之所最缺，乃在一种合理的态度，乃在一种逻辑的思想，乃在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子，把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科学法，拿来，切实加以培养，切实加以施用，切实加以体现，切实加以发扬，就是了。”[4](P63)由此可见，对作为“纯客观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大力强调，才是张申府积极倡导“科学”的归结点及其所理解的“新文化”的真实内核。 张申府在强调科学方法时，尤其推崇英国哲学家罗素及其科学方法，认为罗素取得了划时代的科学研究成就，形成了现代意义的科学方法，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19年，他在《新潮》第1卷第2期上发表《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一文，强调哲学的发展与数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力主沿着罗素等科学哲学家的方向“进治真正科学底哲学”。他在文中引了罗素的话：“欲令哲学将来得一空前造诣，唯一必须之端实为创造一流人兼有科学训练哲学兴趣，不羁束于往日之传说，不为专抄古人糟粕者诸文字法所迷惑。”他进而解释说：“此所谓科学数学也，数理物理也，新物理学也，是其最要者。”[3](P5)1920年，他在《新青年》第8卷第2号上发表《罗素》一文称：“罗素最可注意的就是他所抱持的科学精神。他是最能实行科学法的。他真乃最切实、最重事实的哲学家。”他认为，罗素哲学的特点在于倡导一种“最有后望的科学的哲学[3](P36)。对于这种“科学的哲学”的特点以及罗素在其中的地位，他作了进一步说明：“这派的人必须娴于物理、数学与数理名学；因为欲懂得科学最关切哲学的那诸部分，非此不能。罗素便是此派的领袖。罗素哲学地位的优上又不但在英而已。今日进步的可靠的哲学者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么？论他的高深精微，论他的广大洪博，今日全世界的哲学家实没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就同现今没有一个英人能胜过他的散文能力一样。”[3](P36)正是通过罗素及其科学方法，张申府力主从“科学”出发来看待哲学的发展，认为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来进行哲学思考，而科学的新发展又必将导致哲学的新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