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创办的问题，由于没有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既有的复旦大学校史记载与有关回忆太过简单，甚或有不少错误和失实之处。如对复旦创校过程中的复杂性描绘不够，过多强调了马相伯的角色，①却忽略了当时两江总督周馥和部分绅商，对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与维持所起的巨大作用；再者，对于复旦所获官方拨款的来源、时间及数目，都存在问题。而且1905年新成立的复旦公学，也并非一私立学校，而是一所官绅商学各界协力打造的“公立”学堂，这也是当时创校者及社会舆论对复旦的定位。②后来在接受官方常年拨款后，复旦公学实质上逐渐官立化，但表面上仍然保有“公立”名份。③ 以下笔者根据这些年新挖掘的第一手复旦公学校史资料，重新探讨校史，更详细地再现复旦创校时的曲折情况，意在使我们改变对复旦校史的某些简单化与错误性的认识，去书写更为准确的复旦校史。 一、复旦肇建 1905年3月，因内部发生权力倾轧并升级，1902年才成立的震旦公学解散，马相伯带领学生从老震旦脱离，准备另立新学校。④此事引起上海报界关注，陈景韩在《时报》上专门发表评论说：建立新震旦学校，“此为学界公益之事，国家前途之望”，“凡有子弟者，无一不宜协助，凡有人心者，无一不宜协助，财者助以财，能者助以能，力者助以力”，鼓励各界宜合力建成新震旦学院。⑤ 震旦退学重建之事也引起两江总督周馥的注意。周馥为此专门发电报给驻上海的苏松太道袁树勋，询问有关情况，“震旦生退学，闻因教习不允添课，马欲另建一校，确否？如该生等，果系可早，或拨官款，暂赁校舍，俾免逃散”，并要袁查明后回复。袁树勋也迅速回电，将震旦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周馥：“震旦生退学事，饬员查复。该学堂设已两年，课程中西并重，教习系教士充当，所授格致、化炼各科，均用英法两国文字。学生程度颇高，主张爱国宗旨，不肯入教。近因法文教习南君忽议裁去英文，专以法文教授，意欲以教务侵入。学英文者既无所适从，习法文者亦惧教会侵入，颇不满意。后马因此辞退，遂亦退学。现该教习允复英文，惟不许马进院干预学务。诸生以学堂由马创，非马势难久持，乃散各处，意图重建改良等语。”电文最后说：“查震旦生能知爱国，恪守宗教，实为难得，自应遵谕设法维持，晤商马君，如何定办，再禀。”⑥ 或许是受到时论、周馥及上海道对震旦退学事件态度的影响，或许是自发的组织，当时在上海的绅商如张謇、王丹揆、曾少卿等，也纷纷关注该事件，计划成立新震旦，以解决学生无处求学的问题。⑦他们于二十日(1905年3月25日)在一品香聚会，决定推选马相伯为新校校长，并讨论筹措资金办法，商借吴淞陆军公所为校舍，且立即电请两江总督周馥等人，希望得到批准，而周馥等也立即回电，答应会就借用事同军方进行讨论。稍后不久，军方即答应将驻军一律牵走，公所暂借与学生。⑧只是鉴于“行台为外海各营会议之区，不便久假，而学堂则因屋宇住舍嫌少，本系暂为之计”，军方同马相伯、张謇、王丹揆等商定，只借一年，学校须要赶快购地兴建校舍。⑨这时，刚担任新震旦董事的张謇，已经替新震旦募得万元，“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元。”⑩随后，新震旦之创办进展迅速，上海道及各绅商亦表示愿意出钱资助(11)，并打算在四十亩吴淞公地上为之建设新校舍；江督周馥且派手下陈季同前来上海，筹划有关事宜；主事者亦一度有将之改名为“乐群公学”之议。(12) 目睹此官绅合作情形，陈景韩在《时报》上又赞扬道，“此次新震旦之成立，官与绅俱有力焉，不争意见，不生疑忌，上下一心，更近日新事业中所寡有者。苟能事事如此，中国前途未必无望！”(13)但也有时人在旧震旦解散之初，震旦师生及绅商向江督请求援手之时，即发表评论对此行为不以为然，“诸君独立之精神，与向学之苦衷，当无人不佩服者矣。然余谓有百余英锐青年之团体，有何事不可为，况区区觅一校舍？(有百余学生，有热心教师，无形之学校已成。)而必赖官场为赞助，甚不可解，得毋为经济之故乎？”进而，该评论还以之前南洋公学退学师生另立爱国学社为例子，表明办学“未尝藉官力为之引援”，也可以成功，现在新震旦接受官方资助，与震旦师生退学之志“未合”，“必自予官场以干涉之路”。(14) 之后，候补道曾铸(即曾少卿)、施则敬等人禀请周馥，请求为新震旦拨款，而周馥根据袁树勋的回复，也认为“该书院办理数年，颇著成效，自应力与维持”，批复江藩司会同上海道、学务处，迅速为新震旦之建设筹措经费。(15)但上海道库并无款可拨，后又禀请周馥，让南京、苏州两藩司、学务处迅速合拨一万两白银，给新震旦作经费。(16)新的震旦本已改名为复旦，但原址重建的新震旦突然呈给周馥一份震旦学堂章程，致使周馥产生疑惑，在复旦公学开学之际，专门发电向沪道询问新震旦与复旦的关系。(17) 事实上，马相伯带领学生脱离震旦之时，曾一度宣布，“震旦学院”经“全体签名解散，旧时院名同日消灭”。(18)但仍有部分震旦教习出面维持学校，不点名批评马相伯带学生出走之行为，号召学生返校继续求学。(19)但效果似乎不佳。故此，天主教会主动同代表新震旦的张謇、曾少卿等人沟通、商议，建议新震旦学校仍由徐汇天主教会办理，并草拟九条合同表示诚意，但未得到张、曾同意，久决不下。最终，由副主教丁出马，“再四熟商”，张謇也认为“多一学堂，未始无益”，答应帮助原震旦公学复校。丁主教询问张謇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新复旦不再开办，张謇则回答说会继续创办复旦公学，而此公学“系中国自办学堂，更责无旁贷，必合力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旨，当不相背”，于是现教会继续袭用原震旦校名，新震旦另立“华人自主之学校”——复旦公学。(20) 确定两校分办后，复旦校方随即发布告白，宣布作为酬谢，原震旦校舍赠予教会；其余一切文具、书籍、标本等物品也早已带走，“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与教会“毫无杯葛”；且震旦公学名字已经不再使用，在原址新建之学校是否沿用旧名，与原震旦公学丝毫无关，“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殆毫无关”。(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