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1-0150-08 上海开埠前，其在江南的城市地位远不及邻近的苏、杭及南京。1843年上海开埠后，受国内外诸因素的推动，很快超越后者，成为江南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江南的城镇格局也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①。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今天，亦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②。 鸦片战争前的苏州，“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原因之一，在内河水运网络中，苏州的地理位置更有利。它地处苏南平原中心地带，背靠太湖，坐拥大运河，北有无锡、常州、镇江与长江相通，比大运河尾闾、杭嘉湖平原南端的杭州交通更便捷，“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返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③。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苏州商贸交易活跃，乾隆年间《陕西会馆碑记》载：“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时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④ 苏州商业的发达，是与周围地区丝、棉手工业生产直接相联的。明清以后，江浙地区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渐增多，粮食生产相对缩减。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基础上，当地的丝、棉手工业生产相当发达，便捷的水路交通将苏州与散处四周、大小不等的江南市镇联结在一起，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 康熙年间，苏州城内有布店76家，苏绣商店108家，经营丝绸的店铺则为数更多⑤。在元和县唯亭镇、嘉定县外冈镇这类农村集镇，都有苏州布号商人设立布庄，收购布匹运回苏州外销。相距较远的松江府的一部分棉布交易也被吸引到苏州，有数十家布商采取“布店在松，发卖在苏”的经营方式⑥。嘉善县城孙圃《魏塘竹枝词》亦有“织成不让丁娘子，只待苏松抄布船”之吟。苏州因而既是外地输入东南地区商品粮的周转、调剂中心，又是长江三角洲丝、棉手工业品主要集散地，以其深厚的经济、地理优势，稳居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⑦。商业活动的鼎盛，城市经济的繁华，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距苏州不远的上海，自清中叶海禁放开，海运业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直到嘉道年间其城市地位仍在苏州之后，仅人口一项就有很大差距。据估计，当时上海城市人口约27万，而苏州则有50万人之多⑧。国内各省与江浙地区的商品交换，仍汇聚苏州进行。经海路运抵上海港的南北货物，也多以苏州为销售地，“上海本地沙船向以花布、茶叶等货运往关东、山东各处售卖，换买黄豆，往返生理；即闽、广商船亦以糖货为大宗，所有洋布呢羽等货向在苏州售卖，上海行销本不甚多”⑨。上海开埠后，局面大变，原先经由苏州集散的大宗贸易纷纷改趋上海，苏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渐由上海取代。长江流域余粮省份外运粮食多顺江东下抵沪集散，不再由苏州中转，经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急剧增长，从1869年的37327担，猛增至1890年的4770226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⑩。苏州丝货交易，“本为天下第一，四方商人群至此间购办。迨自上海通商以来，轮船麇集，商贾辐辏，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11)。具体而言，鸦片战争前，江南产绸地区和北方销绸地区的货运往来，一般都依靠大运河这条干线来承担。苏州地处运河要冲，也是江南产绸地区的中枢，交通便利，客商云集。因之各产绸地区的绸庄大都在苏州设有分庄，以利推销。苏州自然形成为江南地区绸缎集散地。自上海开辟商埠以后，海港码头扩展，水陆交通便利，内外贸易日渐繁盛。因此原在苏州办货的客商，纷纷迁来上海设立办货庄，各产地的绸庄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亦来设立推销机构(12)。 19世纪60年代伴随上海内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及其相关城市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已由苏州移至上海。目睹这种兴替，地方人士慨叹苏州曩时列肆如栉，货物填溢，楼阁相望，“今则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徼者又不在苏而在沪矣。固时势为之，有不得不然者乎”(13)。 应该指出，当时国内战争对苏沪两地所发生的不同影响，客观上也对上海取代苏州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1860年，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迅即挥师东征，兵发苏州、常州。清朝官吏闻之胆丧，还在太平军“未到以前的数星期内，清朝官吏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及城郊的一切房屋……因此许多经营商业的街道和房屋都化为灰烬”(14)。当太平军大兵压境时，溃败的清军公然在商业区纵火劫掠。据清人日记载录：“夜间城外兵勇放火烧房屋，彻夜火光烛天，见者胆寒……阊门城外自初四夜放火连烧两日，内外隔绝，不通音讯……所烧房屋皆系昔日繁华之地，山塘、南濠一带尽成焦土，当日逃出被害及情迫自尽者，不知几何。”(15) 而这时的上海，则因辟有外国租界，西方列强为了维持在上海已有的权益，又着力调兵把守，抵御太平军的进逼，局势显得相对平稳。因此，面对清军的骚扰和破坏，也为了躲避太平军的兵锋，苏州地区许多地主、官僚、富商及一些平民纷纷逃往上海以求安身，人数之多，一度曾使通往上海的“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16)。连年战火给苏州造成的困境是严重的，时至19世纪70年代中叶，仍是“田畴犹未尽开垦，颓垣废址触目皆是”(17)。上海则除了免于战火，还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其中不乏携带厚资的地主、官僚和富商，更使它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18)，浙江宁波、乍浦等地的商人也纷至沓来，将其经营重心移至上海，从而加速了上海取代苏州，成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即使在战时，常熟仍有商人冒险去上海贩运货物，由于太平军规定“不得剃发，而商贾有往上海、通州、海门去者，不能不剃；至从上海、通州、海门归者，短发又不便，因有向贼中说明缘故，而取伪凭为据者，曰剃头凭”(19)。 1861年12月，太平军一度攻占宁波。据英国议会文件和怡和洋行档案的记载：“叛军(诬指太平军——引者)打算在这个港口建立一个海关，据说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计划之一，构成了他们占领宁波的预定计划”；“他们进入宁波后，几乎没有施以什么暴行，丝毫没有侵扰城内的外国人居住区，并且还做了其他一些证明他们愿意与我们和平相处的表示”；“他们已建立海关，对过往的一切货物征收小额的税”(20)。但“钱庄和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到乡下”(21)。其间，一些商贸交易移至舟山进行，1862年1月英国驻甬领事称：“当叛军逼近之际，许多有声望的宁波人逃到了那个岛屿上。定海港近来经常有外国船舰和轮船在此进出，因而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在该岛的市区成交。”(22)时至战后，“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⑩。浙江乍浦港原有一些宁波商人经营对日贸易，他们经海路运去青田石刻等工艺品，换回日本的海产品等货物。自江南战起，各地商人多迁往上海，这些宁波商人也将对日贸易移至上海，有的在上海设立行号，称之为“东洋庄”，有的还在日本设立了“办庄”(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