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代西藏与哲孟雄边界的研究，国内外相关著述不多。作为勘界当事人的惠德(J.C.White)在其著作《锡金与不丹》①中也未对勘界做详细阐述。英国学者兰姆在《英印与西藏(1766-1910)》②中略叙及英方勘界一事，但未采用中文奏折等相关材料，对中方的政策未做研究。国内学者黄盛璋著《清代中锡边界历史研究》重点研究的对象是乾隆时洛纳山顶，侧重于地理考订，其中虽提到奎焕派遣李登山勘界一事，但只有百余字简略阐述。③吕一燃主编《近代中国边界史》④中对中锡传统边界虽然做了深入与详细地名考订，但未涉及勘界事件。有关中锡边界的研究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后归于沉寂，甚少学人涉足。朱昭华最近发表《藏锡边界纠纷与英国两次侵藏战争》⑤依然对于勘界中的各方纠葛未做研究。 “哲孟雄”(Ljonjgs)是清代乾隆以后汉文史籍对锡金的称呼。清代，哲孟雄与中国西藏的划界在六世达赖后期就有明确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驻藏大臣和琳奏报朝廷，“断还六辈达赖喇嘛所定旧界”。⑥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地方与哲孟雄并无边界交涉。1788年，廓尔喀入侵哲孟雄后，藏曲大河以西被廓尔喀占领。1792年，廓尔喀在清兵的反击下失败，清朝与廓尔喀勘定了边界，设立鄂博。1794年驻藏官员呈文提到此鄂博走向：雅纳山顶、支木山顶、顺小河一带藏猛谷、日纳官寨以北。锡金的边界线勘察权在1861年英国与锡金签订《英印锡金条约》之后，落入英国人之手。1873年10月，英国大吉岭委员埃德加经过日纳(Rheinock)、隆吐(Lintu)到达则里拉(Jeylep)，提到则里拉山口为藏哲边界，然后又至乃堆拉(Gnatui)和雅纳山顶(Yakla)。⑦埃德加所经过的后三个山口与山顶形成了今日中印(锡)边界。 实际上，在1890年前，中国西藏地方的管辖范围并不止于则里拉山口，此山口以外的日纳宗、隆吐等也属于西藏地方管辖。日纳虽然是乾隆十五年(1793)由七世达赖喇嘛私自赏给哲孟雄，但清朝并未承认，所以在1794年清朝勘界时，仍在日纳设立了鄂博。当时日纳作为西藏内部行政管辖的分界，是允许外国人自由出入的，而则里拉山口以内则禁止外国人出入。所以，1873年游历西藏的埃德加有一种感觉：则里拉是中国西藏、哲孟雄之间的边界，外国人自由出入的日纳是属于哲孟雄的。就西藏地方驻兵情况而言，日纳以外为哲孟雄，日纳以内为西藏地方，西藏地方仍然派兵防守位于日纳与则里拉之间的隆吐。但这样划界显然不能达到英国人进入西藏的愿望。1889年7月，赫政从亚东的仁进岗给其兄赫德致电言：“锡金与西藏交界仍照旧，即是西藏墨竹河与锡金梯斯塔河(Tista，藏曲大河)中间最高之一带峰岭，岭北之水向入莫竹等河，岭南之水向入梯斯塔河，自分水岭一带高岭之中歧分处起始界限之。”⑧但是，中国与哲孟雄边界并非如同赫政所说是以分水岭为界的。就埃德加和1884年马科雷(Colman Macaulay)⑨探测哲孟雄的史地情况而言，英国人应该对日纳宗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是清楚的，日纳宗以内属于中国西藏。 光绪十六年(1890)，西藏地方与英国交战失利，英国希望能够将原来的中锡边界向北推进，并签订条约。赫政要求清总理衙门在条约中“不必书同旧界各山名”，而清总理衙门当时并不清楚日纳宗与分水岭一带具体地理情况，作为驻藏大臣的升泰对此也懵懵懂懂，认为与哲孟雄的边界“均系(由)分水岭……划分，仍与乾隆五十九年具奏鄂博及光绪二年续设鄂博事均属相符。奴才承办边务，亦未敢希翼了事，稍将旧界退让一步。实缘界事非亲历其地，不能灼见真知。中外人士亦鲜有深悉此段地址情形者”。⑩3月17日，升泰与英印政府总督兰斯顿在加尔各答正式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其中第一款规定：“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Teesta)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第二款约定：“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即为依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径办；该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11)该条约并无藏文本。 19世纪末，西方已普及用墨卡托投影法绘制地图，入侵西藏的英国无疑对之能够熟练使用，精确划定每一条河流与确定坐标，而中国显然处于落后状态，在划界过程中处于劣势。1893年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虽然没有明确清朝西藏地方与哲孟雄边界的具体划分，但在第九款中规定：“从亚东开关之日起一年后，凡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者，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12)事实上，按照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与1893年的《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英国人也未坚持严格划分清朝与哲孟雄的边界，只是在一些关键的山口设立了界碑。随着《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中的藏印贸易免征关税事件的升级，英国开始在边界问题上大做文章，希望利用边界纠纷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按照《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西藏地方与英印之间的贸易免征关税五年，但局限于西藏亚东和藏哲边界至亚东交通沿线，而在远离亚东的帕里，西藏地方政府继续征收货物的什一税，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对。 值得说明的是，西藏地方并没有执行《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规定，仍然按照旧鄂博的划分，在甲岗、夹仓拉等地派驻藏兵，这也引起了英国人的抗议。由此，导致了1895年的勘界事件。 1895年参与中英勘界的中方人员为驻藏大臣奎焕及李登山、独锡勋等人，英方人员主要有锡金政治官惠德、印度孟加拉省督艾略特(Charles Elliot)、孟加拉官员卡特(Contton)和诺兰(Nolan)。其中，奎焕在光绪十七年(1891)3月著赏副都统衔，接替绍諴为驻藏帮办大臣，是驻藏办事大臣升泰的副手。1892年8月，驻藏大臣升泰卒于仁进岗。《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称：“(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一日丙寅，驻藏大臣升泰卒于边；命帮办大臣奎焕速赴仁进岗接办商约事宜”。(13)当年九月擢升其为办事大臣。清朝之所以选择奎焕，也可能考虑到其性格不似在对外交涉中态度强硬的升泰，以利于中英之间的交涉。奎焕正式名号为“大清国钦差办理藏印边务大臣驻藏办事大臣副都统”。光绪二十二年(1896)奎焕任驻藏大臣履职四年后被免职，被勒令返回北京，免职原因应与处理藏哲勘界不力有关，而其本人能力、德行也欠佳。1896年，被鹿传霖在《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中参奏为“因其行为不俭，商上更为藐视”、“不惟不派番官会勘……奎焕再三开导，商上等置若罔闻”等。(14)在《奎焕驻藏卷稿跋》中吴丰培评其为“奎焕以庸碌之才，恰处内外交逼之势，何能有所作为”。(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