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都有皇室收藏的传统。清朝内府堪称集历代皇室收藏之大成，特别是在乾隆年间，由于乾隆皇帝极其强烈的占有欲，皇室收藏达到顶峰。①皇权的无远弗届，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这些藏品只是供皇帝一人玩赏，除少数亲近大臣外，外人无由得见。皇室收藏的秘密性质，赋予皇权以某种神秘色彩，如同紫禁城的高墙昭示着朝廷的深不可测一般。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王朝制度的崩溃，大量清宫古物流落散失在外，它们进入公众的视野中，其命运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讨论。在新的观念和视野中，这些古物不再被视为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是象征民族和国家悠久历史和不朽荣耀的“国宝”。但是，这一崭新而清晰的定义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变得异常暧昧和复杂。1912年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清室古物安排好一个明确的归宿。由于《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这些古物仍被认为是属于清室的私产，虽然民国政府曾经以各种方式(如建立古物陈列所)试图将它们挪用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但是古物的所有权与其象征意义之间的错位和龃龉，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直到1924年11月5日北京政变，溥仪被迫出宫后，清室古物中何者属于私产何者属于公产依然存有争议。一年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终于确立了清室古物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遗产的地位。 清朝末年，博物馆这一来自西方的文化建制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欧洲和日本，许多现代国家博物馆正是以皇室收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当时张謇和金梁均曾提议，开放皇室收藏，建立皇家博物馆，将皇室展现为国家的化身，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确立君主制的合法性②，但并未得到清王朝的响应。中国历代的皇室收藏皆极为注重私密性(从“内府”、“秘殿”等词汇中即可看出)，并不习惯权力和财富的公开展示，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清政府为何会对张謇和金梁建立皇室博物馆的建议无动于衷或者干脆拒绝，虽然朝廷对博物馆这一舶来品并不陌生。③然而，与博物馆观念相伴而来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军事和经济力量，却是清王朝无法抵抗的。它在保存严密的皇室收藏上撕开了一个缺口，那些秘不示人的珍宝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呈现在公众的目光下，并被卷入近代以来急剧变化的历史洪流之中。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英、俄、法、日等11国联军攻陷北京，皆给皇室收藏带来了巨大损失。④ 皇室收藏的流失，引起了晚清士人的强烈关注。在晚清驻外使节、官员和文士的海外游记中，经常能看到对欧美各国博物馆的记述。他们或欣羡其建筑的宏伟壮丽⑤，或赞叹其教育民众的良法美意⑥，但是当他们在博物馆中与来自中国皇室内府的器物不期而遇时，心头或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光绪三年(1877)五月，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巴黎遇见一位收藏家，“收藏中国古铜器大小数千种”，“其宣德法铜器，及乾隆朝所制，及古盘大围丈许，大率圆明园陈设古器也”。⑦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游巴黎欹规味博物院和乾那花利博物院，两处皆为伤心之地，前者藏有无数“中国内府图器珍物”，其中“玉玺甚多，则庚子之祸也”；后者“内府珍器，陈列满数架，凡百余品，皆人间未见之瑰宝”。⑧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出洋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在大英博物院中国室内看到“内廷玉玺两方”，“吾国宫内宝物流传外间者不少，此其一也。若叩所从来，固亦凡国民所铭心刻骨、永不能忘之一纪念物也。”⑨康、戴两人地位境遇迥然不同，然而在异国看到流失的皇室珍宝，油然而生的国耻之感却是相近的。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些“人间未见之瑰宝”正是在从内府流失之后才进入士人的视野中，并在他们那里引发出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忧惧和思考。换言之，这些流失的皇室珍宝的意义在新的语境中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是皇帝一己之私产，而在思想和话语层面获得了某种“公共性”：它们成了中国在不平等的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象征。这种“公共性”可以跨越地位和身份的差异，凝结在“国家”这一新的观念和符号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国粹学报》第38期上登出了《晋顾恺之班昭作箴谏庶姬图》，即著名的《女史箴图》。这幅名作原属于清朝皇室收藏，庚子事变时落入英国人之手，辗转流入大英博物院。编者邓实在附记中说：“不谓此神州至宝，乃远在异洲，为白人所珍也。”据王正华推测，编者很可能是从1906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第2卷中复制了《女史箴图》的插图，刊印在《国粹学报》上，它只是原作手卷的最后一部分。但是两幅同样的图像在各自语境中的意义却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艺术》的编者白谢尔(Stephen Bushell)并未对大英博物院收藏《女史箴图》的经过多加说明，而是强调画作本身高超的美学价值。而在《国粹学报》中，图像连同编者的附记却传达出一种文化的危机感，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处境及其饱受战争创伤的历史的象征”。⑩ 庚子事变对清皇室收藏的沉重打击，可以从狄葆贤的记述中略窥一斑。庚子年冬，狄葆贤亲眼目睹了京师的满目疮痍。两宫“西狩”后，昔日禁地颐和园也任人游览出入了。他看到的景象是“各处皆一空如洗，佛香阁下排云殿内，什锦橱数十座，高接栋宇，均存空格。可想见当时其中陈列之品，盖不知凡几。各国游客，皆争取一二物，谓留为纪念品，遂至壁间所糊之字画，窗间雕刻之花板，亦瓜剖豆解矣。”这无异于“敛全国之精粹而歼之”(11)，从国家的层面上看，这种损失的惨重程度是难以估计的。 另一方面，庚子事变中大量流失的内府珍宝也带动了京师古玩市场的畸形繁荣。联军掠夺的珍宝经常就地销售或拍卖，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趁机大量收购，再转手高价卖给外国商人，牟取暴利。“琉璃厂的古玩铺，在这以后，成了帝国主义者搜刮中国文物的中心市场”，不仅是清宫流出的珍宝，中原和西部新出土的古物也以琉璃厂为集散地，最后大多落入欧美和日本的商人和收藏家之手。(12) 皇室收藏的流散只是全国范围内古物流失的一个缩影。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入都供职于学部，“京师人海，万方百物所萃，世家旧藏与齐鲁晋郑卫燕秦古物所出者，时于肆中遇之，尽倾俸钱购之”。(13)罗振玉虽尽力搜求，但较之欧美人之重金购买，终究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他在笔记中慨叹：“近欧美人之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而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之叹。无识之商民，又每以国宝售诸外人，以侔一时之利，殊令人叹惋无已。”(14)在罗振玉看来，古物的命运直接关系到“国学”的前途，古物的意义超越了器物自身的艺术或学术价值，而在现代国家观念之下被界定为“国宝”。
